个人言说、底层经验与女性叙事--以林白为个案

中国女性文学与底层世界之间一直存在着一种错位的关系,它潜在的危机正伴随着其蔚为大观而逐渐显露出来.这促使林白开始重视起"别人的声音",林白有意识地弃绝了自己早期擅长的个人言说.对自己早期的个人化立场有了相当明晰的反思和批判,转而探索属于中国底层女性的言说方式.这标识着其女性立场的深化.林白的这种探索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上世纪90年代几乎已经被定型化了的中国女性叙事经验,成为中国女性文学及至中国当代文学本土说的开始.     

叙述声音的多重传达--《聊斋志异》评论干预的方式考察

《聊斋》中的叙述干预主要集中于内容方面的评论干预。异史氏曰、感叹词为开篇、作者显身为三种主要方式。其评论干预的方式表明《聊斋》的叙述者是由“传奇式叙述者”向“个人化叙述者”的过渡形态。从评论内容及形式看,叙述声音的传达具有不同价值层面共存的多重性特点。     

孟浩然浙江山水诗综论

孟浩然的浙江山水诗体现了他一贯的"清"的审美追求,这表现在山水意象的选取、描写手法的运用和意境的创造技巧等方面。同时,也印证了他思想情感的多种境况:有时寄情于山水之趣,有时感怀于自己的身世,有时又多将隐逸思想、禅趣融入其中。     

"象同意异"与"象异意同"--试论先秦诗文比兴手法运用的一大特色

取象完全一致,但喻意不尽相同甚至截然不同的"象同意异"现象与取象全然不同,喻意却大致相仿甚至完全一样的"象异意同"现象在先秦诗文中大量存在,成为先秦诗文比兴手法运用的一大特色,文中主要研究探讨形成这一现象的诸多原因、所取得的独特效果以及对后世的深远影响.     

中国“写人学”的构建理据——从西方“叙事学”跨文化比较角度探讨

在西方“叙事学”日渐成为全球“显学”的今天,我们有必要构建一门本土化的中国“写人学”与之呼应。从学理上讲,中国“写人学”已经具备了与西方“叙事学”平起平坐的资格。首先,在经典文学创作传统中,西方强大的叙事冲力促成了“叙事学”的诞生和发展,而中国雄厚的写人资源也必然有利于“写人学”的降临。况且,中西小说中的叙事与写人往往分别是同生共长的,这也使得中国“写人学”拥有了与西方“叙事学”分庭抗礼的现实条件。其次,中西写人方式的异质性使得中国“写人学”拥有特行独立的本土品格,从而使之能够成为与西方“叙事学”平行的独立学科体系。再次,如果说西方“功能性”人物观催生了“叙事学”,那么,中国“本位性”人物观也自然会推动“写人学”的构建。     

论毕飞宇小说中的张力叙事

＂张力＂是作为一个诗学概念被引渡到叙事学理论的。作为一种艺术思维和批评手段,其核心为辩证思想,认为凡是存在着相互制衡又相互作用的力量之间,都有张力的存在。优秀的文本往往是汇聚了各个层面文学张力的平衡体,毕飞宇的小说在叙事语言、叙事方式、角色等方面都存在着张力,张力叙事使毕飞宇的小说拥有了轻盈舒缓、丰沛沉郁的审美内涵和阐释的多种可能性。     

从先锋批判到从容对话——北京大学中文系陈晓明教授访谈录

正学术开端:孤军深入的出场张晓琴:陈老师,您好!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接受我的访谈。受《甘肃社会科学》杂志杨文德先生委托,对您进行这次访谈,也想借此机会请教一下您有关文学理论与中国当代文学的思考。您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是为数不多的兼文艺理论研究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于一身的学者,同时您有关德里达与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的研究产生了极为广泛的学术影响。前段时间做您的学术年谱时,发现您进入学术领域较早,著述也非常丰厚,学术著作二十余部,中英文学术论文则有     

3D电影的冷思考——基于叙事的视角

一部优秀的3D电影是技术与艺术的完美结合,3D电影在给观众带来视觉震撼的同时也对传统的电影美学带来了冲击。3D技术华丽的包装是否能掩盖电影原本老套的叙事结构和单一的故事情节?纵观电影史,技术上的重大突破都对作为艺术的电影产生巨大的影响;但却不应忘记一部好的电影终究离不开好的叙事,3D电影也不例外。另外,由于受市场需求影响,目前3D电影的叙事模式多为好莱坞商业片惯用的叙事模式,电影叙事的作用有被弱化或被缩小的倾向,因此,需要对3D电影的叙事问题进行思考。     

从《伪币制造者》解读纪德小说遗产

法国小说家纪德的《伪币制造者》以独特的叙述手法著称于世。本文则想重新探讨这篇小说,研究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现实主义小说出现合法性危机时,其如何以多角度网状叙事、思想小说、百科全书的形式解决了这一危机,拓展了小说的空间,并为未来小说样貌留下了一笔特殊的遗产。     

本土、异域、虚拟世界——清末民初小说的三重叙事空间

纵观清末民初的小说,可以看到其叙事空间方面的鲜明特点:首先是小说描写的国内本土空间的空前扩张;其次是小说广泛地拓展了国外异域空间;另外,小说呈现了一个丰富多元的超现实的虚拟空间。这些精心设置和呈现的叙事空间,从文学史意义而言,不仅使得我国古代小说叙事空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拓展和深入,而且在我国小说发展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