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事的解构

加拿大作家鲁迪·威伯在《发现陌生人》中运用了复杂的叙事结构 ,用多重叙事者和多角度展现不同的生活经历、心理过程和意识活动 ,以及不同的世界观和价值取向。小说多画面、多视点的叙事手法表现了作者对传统历史、文化和现实的挑战 ;威伯站在多重叙述者的角度 ,意在对历史 ,对特定的民族和文化进行解构。     

《麦田里的守望者》中的叙述者与名义听众

本文从叙述者角度出发,分析叙述者霍尔顿与名义听众之间的关系,剖析作品主题以及人物特点,表明霍尔顿想要与外界沟通的愿望。     

《麦田里的守望者》叙事的不确定性

美国经典成长小说《麦田里的守望者》塑造了一名叛逆而又执着的少年形象,但小说并不像许多读者和批评家认为的那样是作者对读者的直接叙事。相反,小说在叙事上呈现出一种后现代的“不确定性”：不成熟的霍尔顿是个“不可靠的叙事者”;受叙者“你”的身份有着令人生疑的两种诠释;而二层叙事结构更是进一步增强了整个文本的“不确定性”。不确定叙述是叙事修辞中不可或缺的一种方式,它让读者开始发挥自己的能动性,参与到与作者的互动当中。     

麦家小说的性别政治——基于叙事学的考察

用后经典叙事学理论考察麦家小说,可见其叙事话语中体现出较鲜明的男性性别模式,主要表现在：一,塑造男性威权形象,强化男性叙事权威;二,将女性叙事设置为男性主体叙事的补充,使女性叙事边缘化,弱化女性叙事权威;三,用男性叙事解构女性叙事,降低女性叙事的可靠性。另外,麦家小说中女性的叙事声音总是表现出情绪化、非理性、个人性、私密性的特征;而男性叙事声音则更多与宏大叙事相关联,体现出社会性、公共性色彩,并且对与男权社会规范不相符的女性进行批判。通过这种男性中心的叙事策略,麦家小说中的男性形象多沉稳、理性、智慧、伟岸,而女性形象则基本与之相反,从而或隐或显地传达出麦家男性至上的性别观念。     

夏目漱石小说叙事美学一窥--细读夏目漱石小说《我是猫》

夏目漱石的《我是猫》巧妙地选取动物叙事视角,使文本取得陌生化的叙事效果;并通过游移于可靠与不可靠之间的叙述者“猫”来对其见闻和感受进行详尽的叙述和评判,引起读者对小说所述情节及社会现象的深思;小说还采用人猫互文的叙事策略,使人与猫的命运形成隐喻性同构,体现出独具一格的叙事艺术范式,具有深刻的艺术内涵和丰富的审美价值,凸显出夏目漱石在小说创作上的求异与创新精神。     

“他”作为叙事者的两种窄视角叙述模式

随着现代叙述技巧的发展,由人称代词"他"所标识的叙事者也由一种叙述体态发展为三种,即在神性化的万能叙事者"他"之后,又分别产生了人性化和物性化的叙事者"他"。在确认"他"的叙事者身份之后,我们可以发现,后出现的两种体态,都属于窄视角的叙事模式,它们与传统神性化的全聚焦叙事模式在诸多方面截然不同,而这两者自身又各具特点,值得我们关注研究。通过分析这两种窄视角的叙述状况,也可以看到它们各自叙述表达的优缺点。     

谁在叙事?

本文首先论述叙事者与作者的关系。二者分属两个范畴，只有在文本产生这个意义上作者是叙事者。然后，在考察述说与语言层次的基础上对小说叙事者问题作了进一步具体探讨。     

非常静距离的叙事学分析

电视谈话类节目在中国兴起已十余年，随着时间的不断推移，此类节目在策划和制作中出现了节目内容乏善可陈、同质化严重等问题。深夜零点档娱乐访谈节目《非常静距离》自09年在安徽卫视播出，一直拥有良好的口碑和稳定的收视率。文中从叙事学角度对《非常静距离》进行分析，便于探寻节目在叙事方面的过人之处。     

辛格与贾平凹作品中的傻瓜叙事者

美国犹太裔作家辛格与中国乡土文学代表人物贾平凹虽然受到不同文化的浸染，但他们的作品均以乡土为背景，致力于保护和弘扬传统民间文化。而他们的最重要作品《傻瓜吉姆佩尔》和《秦腔》不约而同地将“傻瓜”作为小说的主要叙事者，尽管这两部作品在篇幅和内容上有很大差异，但作品中体现出了同样的民族精神。本文以两位作家的叙事艺术为出发点，探讨“傻瓜”叙事者在他们作品中的意象，揭示作家在物质至上的现代文化冲击下，对传统民间文化逐渐衰落的忧思。     

《献给爱米丽一朵玫瑰》的情节建构和象征意义

美国小说家威廉·福克纳在《献给爱米丽一朵玫瑰》一文中,打破了传统小说的布局,以一种全新的时空分割、细碎事件的巧妙组合、悬念的设置等手法给全篇定格,向读者展示了爱米丽小姐的怪诞性格,并进一步分析了其性格形成的原因,使作者的创作意图更加鲜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