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适应论的认识论意义

语言适应论的形成和发展,极大地丰富了语用学的研究思想。它的认识论意义在于：语言适应论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满意决策”理论的“有限理性”思想与复杂适应系统（CAS）理论的“适应性”思想。它充分考虑到语言使用过程中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偶然性与必然性、适应性与复杂性之间的相互作用,不仅超越了传统语用学思想与经典完美理性观,而且建构了语用学新的研究范式。     

郭沫若历史剧创作论

文章结合郭沫若的历史剧创作实践，分别从史与剧，历史与现实，史剧人物论，史剧结构、情节、冲突，史剧语言等方面探析郭沫若历史剧创作观，指出：“失事求似”，以艺术为主，以科学为辅是郭沫若处理史与剧关系的原则；强调史剧家的责任在于发展历史的精神是郭沫若历史悲剧理论系统的创造性部分；史剧人物“合理的发展”论是郭沫若在史剧人物论方面的贡献。     

中国印度古典诗学中“味”论之比较

从艺术本质上讲,中印两国“味”论从总体上看都属于艺术鉴赏论,都强调了艺术美感的重要性,强调了艺术要经得起玩味、寻味、品味,强调艺术要带给人美感享受。但中国“味”论更突出地强调了艺术的“味外之味”,即艺术美感的多层次性和广泛持久性。而印度“味”论则更强调艺术美感的普遍可传达性、可体味性。从艺术表达的内容和风格上看,两国“味”论都极其重视艺术情感的传达和表现。中国文学一向就有重情的传统,中国诗论也很注重情感传达的论述,而印度“味”论则更是以情为核心,对艺术表达之情进行了条分缕析的研究。但总的来说,印度“味”论更提倡“艳情味”,而中国“味”论则更强调“平淡味”、“冲淡味”。     

江泽民反腐倡廉思想论纲

从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到十六大,江泽民同志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新时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指导思想、基本方针、基本原则和方法步骤等,深刻分析和全面总结了我党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经验。概括地说,主要体现在十个方面:开展反腐败斗争必须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和依靠人民群众;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推动改革和发展、维护稳定为目的;必须综合治理,走法制化之路;必须树立持久作战的思想,坚持总体规划,稳步推进;必须从严治党,又坚持对人的处理持慎重态度;必须认真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必须加强调查研究;必须加强纪检监察机关的自身建设;必须进行国际合作;必须弘扬与时俱进精神,勇于创新。     

学术期刊属性研究

在编辑传播学界关于学术期刊属性的研究上,普遍存在着一个突出的问题,这就是论者们几乎不假思索地认为“学术期刊是商品”。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这种认识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首先,“学术期刊商品论”是自相矛盾的;其次,“学术期刊商品论”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相悖的;再次,“学术期刊商品论”与普遍存在的事实是恰恰相反的。学术期刊和学术事业是一项创新的事业,它关系一个国家的生存安危,对此,江泽民同志曾经反复强调,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之源。因此,对待学术和学术期刊事业应当像对待军队、警察机构一样,不能也不可能使其商品化,学术期刊应该走自己的健康发展之路。     

从旅游翻译看“翻译标准多元互补论”

翻译标准众说纷纭,各有千秋。本文尝试从旅游文本的翻译特点,通过例证来寻找旅游翻译的标准;并从旅游翻译的角度来思考翻译标准多元互补论对旅游文本英译的指导作用。     

契约权利论:第三大权利范式?

自由与权利是罗尔斯正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权利理论的角度分析,罗尔斯的《正义论》隐含着一个完整的权利理论。罗尔斯对权利主体、权利范围、权利合理性证明以及义务承载者都有明确阐释,这些是构成权利理论的要件。罗尔斯将道德权利奠基于契约论,它是传统的自然权利和功利主义权利理论之外的第三大权利理论范式。     

论古希腊音乐哲学的“和谐”观

“音乐和谐论”是毕达哥拉斯音乐哲学观的合理内核.他认为,整个宇宙范围内的所有事情皆有秩序,并且万物皆数,灵魂是和谐,而音乐则揭示了数和“和谐”的基本性质.此观点为其后的新毕达哥拉斯主义和新柏拉图主义学说奠定了理论基础,对古希腊音乐理论、音乐美学和音乐哲学的形成和发展影响深远,对现实音乐生活和社会生活具有理论意义.     

朱生豪之译者生态研究

朱生豪是莎士比亚戏剧最重要的译者之一,朱生豪译本在中国莎学史、中国翻译史上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伟大
工程。本文以译者生态理论（对译者之所以成为译者、之所以被称为翻译家的动态研究和静态描述相结合的理论）为
视角,深入追溯朱生豪的生平,从译者生成论、译者角色论、译者翻译论和译者接受论四方面探讨朱生豪的翻译活动,
既研究了其自幼天资聪颖、受过良好教育和兴趣爱好广泛、热爱莎剧、翻译态度严谨认真等个性特点,也探讨了其在事
关中华民族文化尊严的特定社会环境（抗日战争时期）下翻译莎剧行为的深刻社会背景。朱生豪的翻译生涯表明,翻
译不仅仅是翻译家的个人事业,也不仅仅是译者个人的孤立行动,而是由译者自身、社会及家庭环境、文化氛围以及译
文读者、观众接受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