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南京路商界联合会简论(1919-1949)

上海南京路商界联合会的工作主要是围绕本街区的商业安全、促进会员商铺交流等内容展开的,切实的政治诉求相对较少.将各马路的商联会理解为与上海商总联会相类的中小资产阶级商会组织,部分夸大了其政治意义,而忽略了其作为社区、邻里组织的性质.     

冷《馒头》的再思考

《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以下简称《馒头》)出现伊始,便吸引了全中国人民的眼球.先是争相观看笑声一片,其后陈凯歌提出要起诉胡戈,再后来版权局出来表态,法律专家、学者、法律院校也热烈展开讨论,最终连法学家季卫东先生也出来发言了.     

现状、问题与展望——关于中国不可靠叙述研究的思考

叙述者的话语表达和价值判断的可靠与否反映到叙述学中就是叙述者可不可靠的问题.叙述者的不可靠既是作家在创造时赋予叙述者形象的扑朔迷离,也是读者在阅读后分享到故事情节的淋漓尽致.不可靠叙述不仅是叙述学的一个重要理论,更是西方叙述学研究的核心环节.二十年来中国学者尽显纷呈后国内不可靠叙述研究欣欣向荣,在对不可靠叙述的理论译介、理论定位、理论实践和理论范畴研究上都取得了灼灼业绩,其中译介工作的全面系统、文本阐述的独特新颖和研究活动的薪火相传更是国内研究所呈现的主要特征.但是伴随着研究热潮也存在着理论机械地与西方相适应、“两张皮”、“新瓶装旧水”等窘境,研究的阙漏呼吁着国内的学者们仍需在多方面获得突破.     

新世纪乡土小说“流动农民”叙事的价值取向与叙述选择

新世纪乡土小说的“流动农民”叙事,是最引人瞩目的叙事现象.乡土作家作为叙事主体,其不同的价值取向,直接影响到叙述选择,使被表述的“流动农民”及其流动经验和城市体验呈现出斑斓驳杂的文化色彩与复杂多变的精神向度.如何理解和评价现代城市文化与前现代的乡村文化,如何理解和评价“流动农民”遭遇到的各种社会问题和精神问题,如何理解和评价中国社会现代转型的历史意义及其各种悖谬,所有这些现实矛盾与疑问,都给中国作家尤其是乡土作家带来了价值选择的巨大困惑.     

论莫言小说的自涉互文性

莫言的短篇、中篇、长篇小说之间存在着某些人物、故事情节和意象反复出现所形成的自涉互文性。这种互文性呈现为后文本对前文本的增补或改写,因而具有小说叙事学的功能和价值。在其不同的小说文本中,"莫言"作为叙述者的现身说法或后文本对前文本的提及、重述,在某种程度上又构成了小说的元叙事特征。这种互文性还具有文本间的对话性质,产生的是不确定性与增殖性的意义。自涉互文性凸显了莫言早年以饥饿、孤独、屈辱、恐惧为核心的苦难记忆与生活经验对其"高密东北乡"文学(小说)王国的决定性影响。     

中国传统民间住宅建筑研究——思路、方法、视角与途径

民居研究已经从建筑学本体扩展、延伸至与之相关的领域.在民居建筑的内涵和深度上,将民居与传统思想、文化、哲学、信仰、民族、社会、传播等结合起来,我们可以从中揭示出民居建筑中潜藏的人文基因和信息,它是中国传统思想和技术体系的另二种形式的历史.并且我们在进一步探究设计思想和设计方法之外,广泛深入到历史、经济、地理、民俗等领域与民居建筑的相互关系中,从而将历史的、社会住居体系放在传统的社会生活和人类文化的宏观体系中,把握民居建筑的整体,在多学科的辅助和支持中展开深入研究.     

伊恩·麦克尤恩小说的叙事伦理

伊恩·麦克尤恩小说呈现了西方尤其是当今英国社会中人们面临的一个个伦理矛盾和困境,对善与恶、异装癖、恋童癖、虐待儿童、受虐与施虐、金钱与政治、自我与利他等伦理问题进行了深刻反思。同时,作家的叙述伦理形式也是多种多样,他主要选择从人物立场道出具有伦理指向的话语、反讽、象征和视角选用等方式来表明自己的伦理态度。     

论当代小说的叙述反讽

叙述反讽是一种基本的反讽性话语表达方式,旨在通过对立两项的悖逆冲突,更深刻地披显作品的真实意旨.当代小说的叙述反讽艺术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戏谑反讽,通过戏拟性文本与母本间表层语码的相似及深层语码的逆忤制造反讽意义;语调反讽,通过叙述语调与叙述内容及表达意旨的乖离产生反讽效果;话语反讽,通过误用话语的语用规则生成反讽意味;视点反讽,通过异常叙述者的独特视角与惯常视角的相异形成反讽意蕴.     

双重文本的自我消抹——《莎菲女士的日记》叙事学解读

由于丁玲本人的复杂性和<莎菲女士的日记>文本的敞开性,该作品白发表以来,以文化背景、政治立场、社会思潮等阐释语境的更选,关于它的读解不断发生着游移.叙述学中的叙述声音在语法学叙事理论中是形式概念,本身不含内容因素,但在修辞性叙事学、特别是女性主义叙事学中,叙述声音成了意识形态"斗争的场所".以叙述声音为切入点,可以发现<日记>的双重文本性质,导致莎菲的个人声音无论被解读为启蒙话语、还是女性叙事,最终只是自我解构.     

时代寓言与“叙述”的后现代———从余华的小说《兄弟》说起简

看过小说《兄弟》（余华）的读者,大概很少无动于衷于小说中夸张、滑稽、搞笑的场面描写以及放肆的语言暴力,而对于许多严肃的批评家或那些对余华有所期待的读者,则可能大失所望。实际情况却是,越是专业的批评和善意的讽刺,越是促成了小说销量的直线飚升,这既出人意料之外也在意料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