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名利场》的叙述策略

《名利场》作为英国 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家萨克雷的成名作 ,一直以来为世人所关注。本文从现代叙述学的角度 ,从“关于叙述者” ,“关于叙述者与读者” ,“关于叙述者的议论”三方面分析了作者于《名利场》中所运用的叙述策略     

“印度三部曲”对印度的文学叙述

奈保尔的作品以其深切的社会关注引发世人注目。在“印度三部曲”中,奈保尔引用了许多印度和英国的文学作品,主要涉及印度人的英语印度文学、英国人描写印度文学和印度本土语言文学。运用文学作品参与他对印度的讨论,表达了作者对印度社会的关切,对殖民统治的否定,也丰富了作品的层次和内涵。     

关于做好电视成就报道的思考

文章着重探讨了电视成就报道的创新方法,在理念上提出以个性化的受众为中心、结合电视传播特点、贴近工作实际;具体方法上则提出以四个方面为突破口,即:通过个人化的视角,贴近生活;用理性思维诠释热点;用情节化的叙述,加深人们的理解;调动多种电视表现手段,增强视觉冲击力.     

中国德昂族的传说/神话与典范历史叙述

王朝/民族国家运用典范历史叙述建立认同的过程中,典范历史书写影响了边疆少数民族的内在心理边界,使得包括德昂族在内的少数民族也在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对王朝国家的典范历史叙述做出回应.德昂族通过在神话/传说确立德昂族先民与汉族的血缘关系,自下而上地构建德昂族与中国主体民族的汉族"天赋的联结",从而实现华夏化的整体认同。     

改革题材现实主义长篇小说的人物叙述机制——由周梅森《人民的名义》《人民的财产》引发的思考

周梅森的两部改革题材现实主义长篇小说代表作《人民的名义》《人民的财产》,与此前的改革题材长篇小说不同,“块茎状”、多元中心主义“复式”文本结构模式,带来的是主要人物由一元化趋于多元化,显示的是改革阻逆力量虽一度存在甚或曾经较为强大,却无法阻碍正面主要人物的正向领导与企业的正向发展;改革历程虽愈显艰难曲折与复杂,却也从侧面衬托出发展的可贵与不可阻抑,愈加显现维护改革以及拥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正面主要人物的正向领导力、执行力。小说关于“反面人物”与“类反面人物”的叙述机制,是这两部小说非常值得研究的课题与维度。运用福斯特的“扁平人物”观与“圆形人物”观,可以解析两部长篇小说当中的人物尤其是次要人物、小人物的人物叙述机制。这些都为该类题材的小说创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能给予当代文学创作以有益的启示。     

建构与拆解:新中国“四十年”文学的历史叙述

新中国以来的四十年文学,自始至终都对历史叙述保持着浓厚的兴趣。此间各个时期的文学对历史的叙述都不是在纯粹审美修辞的维面上展开的,它们分别肩负了不同的意识形态启蒙使命。"十七年文学"为巩固现实政权的合理/合法性提供了形象上的依据。新时期文学接续"十七年文学"的传统,以笔为枪,控诉和反思刚过去不久的民族劫乱,探索国家发展的前途。质疑过去文学赋予历史话语的崇高意义,新历史小说以解构的立场与姿态,通过具体的艺术实践,颠覆了历史话语的神话。新历史小说以消解"十七年文学"权威历史叙述为初衷,然而后来的种种迹象表明,它正沦为一种新的历史叙述霸权。     

川端康成的男性形象在叙述中的作用与文化意蕴

在川端康成的作品中 ,男性形象不如女性形象那样引人注目 ,似乎是女性美的光彩将男性遮蔽了 ,以至于男性角色常常被视为一个陪衬 ,一个可有可无的人物。似乎川端康成自己也有这样的看法。在谈到《雪国》中的岛村时他说 :“我想说他不过是塑造驹子的一个道具而已”。1对于《千只鹤》中的菊治 ,评论者也有类似看法 :“菊治象一个空洞 ,作品中其他人、风物穿过这个空洞才使他有了生气 ,甚至可以说 ,他不过是个道具而已。”2然而 ,当我们按照性别把他的人物分成男女两个系列 ,来探悉他们 (她们 )在小说叙述中各自的位置、作用及相互间的关系时便…     

现状、问题与展望——关于中国不可靠叙述研究的思考

叙述者的话语表达和价值判断的可靠与否反映到叙述学中就是叙述者可不可靠的问题.叙述者的不可靠既是作家在创造时赋予叙述者形象的扑朔迷离,也是读者在阅读后分享到故事情节的淋漓尽致.不可靠叙述不仅是叙述学的一个重要理论,更是西方叙述学研究的核心环节.二十年来中国学者尽显纷呈后国内不可靠叙述研究欣欣向荣,在对不可靠叙述的理论译介、理论定位、理论实践和理论范畴研究上都取得了灼灼业绩,其中译介工作的全面系统、文本阐述的独特新颖和研究活动的薪火相传更是国内研究所呈现的主要特征.但是伴随着研究热潮也存在着理论机械地与西方相适应、“两张皮”、“新瓶装旧水”等窘境,研究的阙漏呼吁着国内的学者们仍需在多方面获得突破.     

《文化拯救》:教科书里的历史回响

世界有多大?生命又有多长?狭隘者只看到自己踽踽独行数十载;丰伟的灵魂则可关照无垠的时空和万千的生命,心怀天下,伟者如是!当看到张之洞、严复、张元济、蔡元培、杜亚泉、沈心工、刘师培、陆费逵、陈独秀、胡适、任鸿隽、陈衡哲、林语堂、朱家骅、陈立夫和叶圣陶这十六个名字一起出现在《文化拯救》这本书里的时候,你会不会像我一样会有些许的疑惑:到底是历史的哪一条线索,将这些在不同领域里熠熠发光的名字联系起来的呢?然后又悄悄地坐直了腰身,准备随着作者的叙述开始一段厚重的旅程.     

论祠堂画像的模块叙述、单元叙述与模糊性叙述——以武氏祠堂前石室(武荣祠)及相关画像为例

祠堂画像最小的叙述形式为"叙述单元",不同的"叙述单元"构成不同的"叙述模块".各叙述模块在叙事意义上既具有独立性又构成联系,形成了"同构"的叙述状态和"连续"的叙事形式,并构成祠堂画像之"叙述整体"即立体叙述空间.祠堂画像各叙述模块既是墓葬主人于叙事意义上的空间延伸,也是墓葬主人于叙事意义上的叙述延展,每一个叙述模块都象征性地表现或展示着墓葬主人具有时间意义的不同的空间存在.祠堂屋顶画像不能简单地以"天上世界"来概括,它是陆地、水中与上天的模糊叙述体.祠堂画像由不同叙述模块所构成的立体叙述空问的构图形式和叙事方式,反映了汉代特定历史时期对生命永恒追求的崇拜和信仰,是这种成熟的崇拜形式和信仰方式的视觉表现和图像再现,相同和类似的视觉表现和图像再现,还存于在汉代以"铭旌"为载体的画面构图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