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搬迁中传统风俗的重塑及其例行化——三峡库区GZ镇丧葬仪式个案研究

社会变迁带动了文化的变迁,这种变迁因社会环境的不同而呈现不同的特点。在移民搬迁中,由于人口的流动导致乡土社会中的互助基础渐趋薄弱,移民搬迁与农村空心化共同构筑了传统风俗文化维系的双重困境。在此背景下,作为常规行动的传统丧葬仪式发生了改变,丧葬的紧迫性、公共性催生了刚性的市场需求,多重因素相互交织产生了非常规行动——"仪式经济"。这种非常规行动通过例行化的逻辑产生新的风俗,从而完成了常规行动与非常规行动的交替过程,实现了传统风俗到新风俗的文化变迁。     

仪式消费及其时代意涵

在现代社会,由于消费主义、个人主义、拜金主义等方面的影响,仪式消费被误读和曲解,一些仪式片面追求讲排场、比阔气,忽视仪式的本质和文化意义,仪式消费的异化现象较为突出。因此,重视仪式的宗教信仰、精神抚慰和文化传承作用,适度、理性地进行仪式消费,是当下精神消费亟须重视的问题。     

四川盆地雷口坡组层序岩相古地理

针对四川盆地各矿区雷口坡组地层划分方案不统一，且受早印支运动的影响，雷口坡组顶部岩溶带地层垮塌破坏，造成地层内幕划分及岩相古地理恢复困难的难题，以层序地层学理论与方法为指导，重新厘定了盆地内雷口坡组的地层划分方案，以四级层序为作图单元进行层序岩相古地理重建。高精度的层序岩相古地理研究表明，雷口坡期四川盆地处于局限–蒸发海环境，在川西北一带靠近松潘—甘孜海槽一带发育有台地边缘，台地内部颗粒滩和台地边缘颗粒滩构成了雷口坡组的勘探主体。岩相古地理的演化表明，雷口坡组沉积时期盆地底形发生了东倾向西倾“跷跷板”式的转换，在层序I 早期仍保持了早三叠世西高东低的地形格局，至层序III 沉积期东倾趋势消失，层序IVV 沉积时期盆地内隆凹格局略具雏形。伴随着构造挤压运动的加剧，从层序VI 开始盆地底形隆凹格局分异加剧，形成巨厚膏盐盆，膏盐盆沉积中心在层序VIX 沉积时期具有明显西移的趋势。     

不务正业的老师得瑟快乐的“地主婆”

认识吴红源于她的博客。博客里有她的小院,各种蔬果琳琅满目,花花草草眼花缭乱,还有她的手工饰品,给家里人制作的衣服和用心烹制的美味。字里行间丝毫看不出来博客的主人已经五十有余。她写院子里长出一颗西瓜秧,一家人欣喜若狂小心伺候,终于结出一颗小西瓜,于是一家老小选了个阳光灿烂的     

口译者对林纾文学翻译的影响

作为我国清末最主要的翻译家,林纾的翻译具有特殊性:他不懂外语。受口译者的影响,林纾的翻译作品不乏名著,忠于原文,但也凸显了改写删减等弊病。分析口译者对林纾文学翻译的影响,我们应当从时代角度出发,尽可能做到客观。     

“千供”仪式的调查研究——以化隆县塔加乡塔加一村为例

"千供"仪式是藏传佛教中传统的祭祀文化,它不仅代表了一种宗教文化,更代表了一种地域文化、民族风俗和虔诚的信仰。而化隆县塔加乡塔加一村的"千供"仪式在表现形式上有着自身独特的仪轨,形成了其特有的社会属性及文化特质。笔者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通过观察与访谈的形式,对塔加村的传统"千供"仪式进行了实地调研,试图探析社会转型时期民族村落在文化交流和变迁中如何保持和发挥其民族文化的传统性及功能性。     

军用公文写作中语言的运用

正军用公文的种类繁多,因此要区别不同文种,谨慎用语行文。日常办公文书,按照《中国人民解放军机关公文处理条例》的规定处理,与作战文书相比,公文用语方式更为灵活,尤其是办公文书中的事务文书在用语准确、严肃、简洁的书面语基础上保留一定精炼的文言词、活泼的口语词、形象的网络语言,可提高军用公文的简洁性、可读性、形象性。     

以中释西解读西方隐性理性思维控制的“静默”——个体仪式音声《4’33”》

本文将西方音乐史研究的方法论"以中释西"置于音乐学家于润洋提出的"西方音乐在中国的未来之路"的前瞻性学术背景中,以"拼贴"①的手法,借用民族音乐学"音声"的概念,以连接禅宗与"音声"的关系为立足点,从个体仪式音声的角度对这部作品进行音乐本体分析,指出西方理性思维从显性开始转向隐性,评价其意义。     

论社群价值意识的建构过程——基于川南苗族丧葬仪式田野考察

文章通过对川南苗族丧葬仪式的田野考察分析认为,丧葬仪式是川南苗族建构其民族价值精神的重要途径,具有传递社群价值意识、修正个体价值意识、整合民族价值精神的功能。但是,由于传统与现代时间观的冲突、文化传播方式的改变、空间距离的变化、核心家庭的转移等原因,川南苗族丧葬仪式的社群价值建构功能逐渐削弱。川南苗族唯有打破时空的限制,提炼本民族的文化精髓,并传递到实际的生活情境,才能使苗族的传统文化、原始价值精神得以蜕变再生。     

浅论清政府选择广州作为“一口通商”口岸城市的动因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政府下令关闭了闽、浙、江三处口岸,独留广州一口对外通商。此后一直到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五口通商"时止,广州成为近代以前中国大陆惟一开放的口岸和中西交往的前沿。乾隆帝在四个通商口岸中选择广州作为一口通商的口岸城市,究其原因,除了当时广州的中外贸易兴盛外,还在于其他三个口岸已形同虚设,众多因素的合力作用导致广州口岸脱颖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