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多元自治路径研究——基于重庆市垫江县石磨豆花的调研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具有广泛的群众自治基础,应当成为治理体系的重要环节。关于垫江石磨豆花的田野调查结果显示：活态传承面临行业发展缓慢、定位不够准确、行业外财政支持不够等问题。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应以创造性转化为前提,落实外部财政保障,适用必要性、适当性、均衡性的比例原则,通过设立非遗节假日,发挥行业自治优势,扩大公众参与,积极探索非物质文化遗产多元自治的路径。     

安徽省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人类活体传播的特殊形式,种类众多,具有丰富的文化价值和社会价值。安徽省虽然算不上非遗强省,但技艺类非遗项目特色鲜明,成就突出。统计安徽省技艺类非遗项目的数量和空间分布状况,分析其保护传承和发展情况,并针对安徽省技艺类非遗保护和传承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五点对策:加大政府支持力度和相关制度建设,推动非遗IP化;扩大非遗影响力,整合地方资源;实现创新性发展,完善对传承人的培养和传承体系,完善非遗产业链;提高经济效益,加大监管力度;保存非遗原真性,以期实现安徽技艺类非遗的传承和发展,充分发挥其以文育人、以文强省的作用。     

乡土记忆与村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路径研究——基于湖北巴东堂戏的思考

村落非物质文化遗产贴近其原生社区的生活常识,承载村落记忆和文化共识,内含民族文化基因。本文基于"乡土记忆—社区营造"的研究框架,以湖北巴东堂戏保护为例,采用口述史的方法探索非物质文化传承困境和保护机制的创新,认为应通过乡土社区营造,实现地方经济发展与文化繁荣的并进,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生长的地域空间,构建政府、学界、企业、新闻媒体和村落居民五位一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乡村文化建设网络,变"碎片化的补救保护"为"区域整体保护"和"融入人们日常生活的传承"。     

非物质文化遗产核心下的地方文创产业体系开发研究——以“镇江三怪”非遗文化设计为例

以江苏镇江非遗文化"镇江三怪"为例,通过对镇江非遗文化及文创市场的调研,探讨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地方文创产品结合的可行性,认为应开发以非遗为核心的文创产品,将非物质文化遗产转化为地方文创产业体系,希望给新时代下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带来新思路。     

锦州皮影艺术特征及其创新发展研究

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锦州皮影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出现新的变化：皮影道具的制作由牛皮、塑料等材料取代了驴皮,皮影戏表演由多人取代了单人,皮影戏表演内容由“熊出没”“小苹果”等现代题材取代了“仙鹤斗乌龟”等传统节目。分析锦州皮影的创新发展之路,对保护与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促进民间艺术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保护之殇:"汤瓶八诊"系列案评析

"汤瓶八诊"系列案反映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知识产权制度在理论与现实上存在着紧张关系.这种紧张关系是由于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法制不健全和不完善而导致的,它主要体现在司法机关、行政机关在处理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知识产权问题时存在观点、思路差异."汤瓶八诊"系列案亦反映出我国亟须明确和厘清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是否拥有私权利、知识产权制度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角色等问题.通过修改《非物质文化遗产法》(2011)等有关知识产权条款,明确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拥有包括知识产权在内的私权利及其他权利类型,改良知识产权权利及创新知识产权制度,将在某种程度上缓和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知识产权制度之间的紧张关系.     

突发事件影响下的民族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再探究——以羌族音乐的保护与传承为例

非常规突发事件通常会对区域的社会文化环境产生巨大冲击与破坏,导致具有显著地域特征的民族文化遗产在危机后的长期保护与传承面临严峻挑战。羌族音乐是羌族特有的文化符号,也是我国西南地区特有的民族文化遗产,汶川大地震对羌族人口聚居区域的破坏也给羌族音乐这一文化形式带来了重创。在震后羌族音乐的保护和传承问题上,"文化游牧""感情漂移"和"文化夷平"是当下所面临的主要难题。在当前的时代环境下,对以羌族音乐为例的民族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一方面需要学界的积极引导和激励,让广大羌族民众产生自我文化认同,充分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自觉地进行文化保护;另一方面,政府应当发展民族经济,处理好新媒体时代文化的传承和创新、保护和发展之间的关系,充分发挥其在传承保护民族文化中的职能。     

在田野中遭遇“非遗”

在当今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保护运动如火如荼。人类学家在田野中司空见惯的各种仪式以及生活实践被冠以"非遗"之名,正在成为一些地方精英和政府创造业绩的有利资源。另一方面,"非遗"的承担者们围绕着传承人的认定以及各种利益而反目不和。"日常"正在变成"非日常",成为可操作的对象。在旅游开发中常见的类似"文化的客体化"的现象同样发生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现场。生活实践者一方面响应相关部门的号召,另一方面或者依然坚持日常生活中的"非遗"实践,或者不断变换形式与内容,被动或主动走向各种展演的舞台。一些"非遗"正在离开其所赖以生存的文化土壤,由生活走向舞台,走进校园,走入商业街,走入庙会,成为夺人眼目的展品。面对调查对象身上所发生的这一切,人类学家不可能因"非遗"所招致的种种质疑,对其视而不见,绕道而行,也不可简单地为其歌功颂德。人类学家在进行孰好孰坏的价值判断之前,首先应该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视为当下的一个重要的社会现象而加以审视,对其进行学理上的分析,必要时对其所面临的种种问题与困境作理论上的阐释并寻找脱离困境的途径。     

不当文化“啃老族”

文化"啃老",表面看是对传统文化的尊重,实则与传统文化无干。在貌似尊重的背后,恰恰反映了有些文化工作者对创作具有时代特色的作品不自信,只能靠老祖宗的那点东西做文章。背对时代,挟持古人,不仅透露出文化的贫瘠和苍白,折射了文化原创能力的缺失,更主要的是把对文化的敬畏让位于经济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