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调论的思维模式

格调论是明代诗学的主流,其最基本的理论内核,就在于它别具一格的思维模式。它视格调为“有意味的形式”,从艺术形式的变化来观察作品意味的变化,是一种特殊的形式批评;它使得传统的审美批评落到实处,从而开辟了中国古典诗学的新视野。创作上,它主张从模拟体格声调入手,然后摆脱型模,出入变化,但最终以神似古人为归宿,导致明代诗歌未能像宋诗那样确立自身面貌。     

论宋代诗学的"嫌贫爱富"倾向

“嫌贫爱富”是宋代诗学中一种普遍而又较为独特的倾向，它反映了宋人对历代诗学中不太受人欣赏的“富贵气”的重视。这种倾向的产生既与宋代的人的地位有关，也与宋代人的审美趣味有密切的关系。它与“嫌富爱贫”的倾向共存于宋代诗学中，一方面反映了宋人内心的矛盾，另一方面也表现了部分上层人物的趣味。由于“嫌贫爱富”是宋代较为独特的倾向，因而具有独特的诗学价值。     

王夫之诗学中的天才论

王夫之的天才论是对中国古代的艺术天才或艺术才能观念的总结和阐发。在王夫之那里,天才是诗人以灵心巧手,体悟天地之妙,呈现神理的艺术才能。天才诗人具有深远广大的审美心胸、高超的感兴能力和非凡的艺术才能。     

多元叙事模式下的新疆锡伯族散文类口头传统

锡伯族口头传统是其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从形态和类别上来划分主要包括多元叙事模式下的散文类口头传统和程式化表达的韵文类口头传统,散文类口头传统又分为神话、传说、民间故事等。     

20世纪“诗缘情”阐释之述评

“诗缘情”是中国传统诗论中对诗的本质特征的认识的理论范畴。它最早见于西晋陆机《文赋》之中 ,后来它超越了文体论范畴 ,成为继“诗言志”之后又一重要诗学范畴。近百年来学术界对其阐释 ,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诗缘情”与“诗言志”的比较、“诗缘情”的美学意义、“诗缘情”的诗学意义。对这一古老诗学命题 ,今后应从新的视角去分析它的内涵 ,挖掘其新的理论意义     

从“父子协定”探析大学生修养课的创新

笔者在讲《思想道德修养》课第二章人际关系时,引用了近两年媒体报道的一个新现象“父子协定”,即父子签协议,父亲借钱给儿子上大学,儿子大学毕业工作后归还。有个学生表示他有相同的经历,所不同的是,媒体中报道的父子协定多是由父亲提出来的,而且签了书面协议,而该学生与父亲的协议是由他本人提出的口头协议。班中学生争议,多数学生持反对意见,认为父母供自己上大学是理所当然的。一些发达国家,普通工薪阶层子女上大学,主要是通过贷款,拿奖学金和打工的钱来完成。这是对国人传统观念的冲击,也引发国人对传统教学模式——学生“只知被动接受…     

《诗》本变迁与“孔子删诗”新论

"孔子删诗"说为《诗经》学史公案,至今没有定论。判断"孔子删诗"说正确与否,必须对先秦至两汉《诗》本的变迁及彼此间的关系加以梳理。依据口头诗学理论,孔子以前的《诗》本也极可能有"三千余篇",因为孔子论《诗》从乐章义转向了辞章义,故删去重复。秦汉之际,《诗》本散乱,汉儒收拾残简重加编订,但仍以孔子编订《诗》本为祖本,两者之间并无本质区别。     

论“诚斋体”形成的诗学渊源

“诚斋体”是对杨万里诗歌主导风格的界定,其生成因素是多方面的。从诗学渊源看,江西体、晚唐体、俳谐体是形成诚斋体的三个重要因素。杨万里博学广取,分别对这三种诗歌风格进行了扬弃与重组,构建了别是一家的“杨诚斋体”。     

黄庭坚诗学观中的理学因素

本文认为宋代著名诗人黄庭坚的诗歌理论不仅仅反映出他对诗歌艺术本身的见解,而且还表现出与宋代理学思想的趋同性。文章从黄庭坚养心寡过、注重根本的思想符合理学家所要求的仁人君子的标准;黄庭坚对诗歌抒情方式的要求与理学家“发乎情,止乎礼义”的思想一致这两个方面对黄庭坚诗学观中的理学因素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中西比较诗学中的诗与史

“六经皆史”,史、诗相混的观念在中国古代一直很有影响;西方诗学则更强调诗与史的不同,诗与史相混的观念几乎没什么地位。中西方诗学的这种差异,根源于历史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同、对诗和诗学的影响及关系不同。对诗与史的关系,中西方诗学都经历了一个长期的认识过程,都认为二者既有联系也有区别。诗与史的联系不仅表现于发生学,还表现在诗人与批评家不可或缺的历史观念和诗与史互补互动等方面。二者区别不仅在于所描写的对象、所表现的内容、所塑造的人物,所使用的语言等方面,更在于其主体性、真实性等等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