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仪式到表演--恩施三岔"还愿"仪式的人类学考察

在湖北恩施三岔一带,有一种古老的还愿仪式,这种仪式保留了许多巫文化和傩文化因子.从其以祭祀为主的表演程式看,应该是处于前傩戏阶段的一种宗教祭祀仪式,对我们认识人类的早期宗教信仰无疑有活化石般的价值.然而,由于社会文化环境的变化,政府的指导,学者、文化人和媒体的介入,还愿仪式正在发生变化,从祭祀仪式向娱乐性的表演演变,其故有的文化内涵和象征也正在消失,其结果将导致民族传统文化的失真.     

简述海西蒙古族饮食文化的演变和特点

本文从青海蒙古族饮食文化着手,对海西蒙古族肉食文化、乳食文化、面食文化的演变和特点进行了探讨,认为海西蒙古族饮食文化的结构及其文化内涵在现代文明进程中,将成为蒙古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略论古今音变和近体诗的写作

<正>近体诗之所以能在中国诗史上留下最为辉煌的一笔,原因主要有二。一是诗体本身因素。近体诗讲究格律,因而具有较前之古体诗更和美的形式;同时,其声韵、对偶等格律讲究又较为简单,束缚不多,远不如后世之词、曲繁琐,因而可以自由驰骋诗思。二是科举的作用。唐代开始,诗赋一直是封建科场必试的科目。功令的利诱,使得封建士子无不认真磨砺锻炼。     

近代汉语“玩耍”义词的历时演变研究

表示"玩耍"义的词属于人类语言的基本词。现代普通话说"玩",方言中还有"耍"、"戏(嬉)"、"白相"等,历史上这些词之间存在竞争替换关系。从上古开始"戏"一直是通语中的主导词,直到明代被"耍"所取代;清以来"耍"又被"玩"所取代,"耍"退居为官话地区第一大方言词;"耍"、"玩"都是近代汉语才开始兴起的,二者的发源地均应在北方;历史上"嬉"和"白相"很可能一直是方言词,今天依然如此。     

陕西三原方言手部动作词“拾”的词义演变初探

本文用"概念要素分析法"对陕西三原方言手部动作词"拾"的词义进行历史梳理。通过对"拾"的六个概念要素历时演变的分析,厘清了"拾"的不同词义之间的历史关系。并认为"拾"的词义演变主要是由于动作对象、动作起点和动作结果这三个概念要素的变化所造成的,而"拾"的核心要素并没有发生改变。     

吴汝纶与桐城派在清末民初的演变——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选》及其刊刻为考察中心

《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选》是晚清吴汝纶据明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删选而成的一部大型诗文选本。该书的编选与刊刻均有着特殊的时代意义和理论价值：该书于其任教直隶保定莲池书院期间编选而成,编选动机源自维新变法前后吴汝纶对中学存亡的深刻思考。该书在民国初期的刊刻出版与桐城末派大护法徐树铮对自我权力的维护有直接关系。该书在校勘、圈点、评注等诗文评点中,体现出编选、刊刻者强烈的流派意识,显示出桐城派传统的传承性。该书对汉魏六朝诗文的认可、推尊,一定程度上突破了桐城派固守唐宋八大家的古文体系。该书吸收曾国藩、方东树二人的诗学观念,以气势、情韵论诗与文,发掘汉魏六朝诗文的劲健、华妙之美,呈现出晚清桐城派独特的“六朝想象”。     

伪满洲国劳动统制政策的演变

日伪对东北沦陷区的劳动力资源所实行的劳动统制政策是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不断扩大而发展变化的,从最初的限制华北劳工入满的劳动政策到放松对出关华工数量的限制并进而采取积极招徕华北工人的方针,再到对内加强劳动统制,实行“国民皆劳”的劳务新体制,劳动统制政策成为赤裸裸的野蛮掠夺劳动力资源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服务的工具,给东北人民的身心健康和社会经济发展造成了极大的伤害.     

内蒙昭君墓记游

王昭君，是中国古代四大美人之一，传说有沉鱼落雁、闭花羞月之容，盛名古今。然而，她的盛名，并不单是由于她的美貌，更是由于她勇于出塞和亲，为汉匈两族人民和睦相处、世代相好做出奉献的美德。　　仲夏时节，我步入呼和浩特，首先想要寻访的便是王昭君的“仙踪”。在呼和浩特市旧城南9公里处，我看见大黑河南面的冲积平原上矗立着一座高大土丘，丘顶立着一座青瓦红柱的凉亭。人们说，那就是塞外负有盛名、被称作“青冢”的昭君墓。　　顺着土丘拾级而上，但见两边绿树葱茏，花团锦簇，令人心旷神怡。走进陵园，仿佛走进了一个永久的传…     

金庸小说异人形象的外来影响

金庸小说如圆球人系列,都具有某种奇能,与主人公构成某种关系,有调节节奏、引人发笑的功能,其来自佛经。饮人血的怪癖人物,早出志怪。具有不循规蹈矩的"反叛人格"的"金毛"异人,来自印度民间故事与中国先唐史传,"金毛"乃具有一种文化符号的意义,属于比较文学形象学中讲的"套话",也是人物性格的充分个性化、不受中原正统规范羁绊的象征。三种异人形象的母题延续,期间多有民国还珠楼主武侠小说的中介。     

早期《老子》文本的演变、成型与定型——以出土简帛本为依据

早期《老子》文本在不断发生演变。从郭店简本到帛书本,《老子》大致处于"自然分章"阶段,但人为分章的因素在不断增强。自景帝立经后,西汉《老子》的篇章进入了人为设计和裁划的阶段。帛书甲本是一个关键性的文本,奠定了其后诸本的基础;从战国中期到汉初,《老子》的主题意识在不断强化,最后在帛书乙本中以"德""道"的篇名完全呈现出来。帛书二本属于成型本,而北大汉简本则属于定型本。汉简本及邻氏、傅氏、徐氏三家本均当为景帝立经本的复抄本。《老子》的立经,与其文本的定型同步展开。在西汉中后期,《老子》进入了子学化的定型阶段,严遵本、刘向本(通行本)即属于所谓子学化的定型本。《老子》的定型,以"天地—阴阳"的宇宙论为基本原理,其章数设计亦有相应的数理法则。刘向本章数设定的依据具体见之于其子刘歆的《三统历》,总章数"81"源自太初历的日法数,上下篇的章数(37对44)则依据中数五六之比而裁定。至于汉简本章数的设定,可能与盖天说有关:总章数"77",源自四七宿(二十八宿)的天文图象;而上下篇章数44和33,则依据"天三地四"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