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民革命到医界革命:北伐前后中国医界的“革命”诉求

北伐前后，在国民革命的氛围中，中国医界开始倡导“革命”，中医界有“中医革命团”，西医方面也有“医学革命”之倡。然虽同为“革命”，其具体内涵及意旨却大相径庭，甚至截然相反。中医革命不过是延续清季开始的改良之路，欲借激烈的革命意气“重生”；西医却是要革中医的“命”，在他们看来，立于西方科学基础上的现代医学才是可以生存的适者。这样歧异乃至对立的“革命”观其实并不矛盾，医者的不同认知与倡导，正反映着传统的转化以及与现代的碰撞。     

苏区时期毛泽东与傅连暲的革命友谊

1934年9月底,正是长征前夕,毛泽东突然患病于江西于都。据《毛泽东年谱》记载:"在繁忙的工作中,突然患恶性疟疾,高烧数日不退。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得知后,立即派傅连暲医生从瑞金赶到于都。"在如此紧急关头,张闻天毫不犹豫地指派傅连暲给远在90公里外的毛泽东诊治,是因为他知道毛泽东与傅连暲之间有着深厚的革命友情和特别的医患关系。     

樟树村 南阳山区革命的摇篮

普宁南阳山区,有周恩来转移路过的革命旧址,有古大存、罗天等老一辈革命家领导农民开展武装斗争的历史,在广东革命斗争史上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笔者在普宁市老促会副秘书长郑万雄的带领下,沿着蜿蜒曲折的山路来到地处南阳山区的船埔镇樟树村。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前后瞿秋白的革命心境比较

自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内对“立三路线”进行了持续的批判和斗争。作为当事人之一，瞿秋白不可避免地被卷入漩涡。对“立三路线”的批判运动，到1931年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达到了高潮。但自1931年以后，瞿秋白的革命心境有了一个明显的变化。这种心境的变化，自然与他本人的健康状况不佳有关，但与当时党内政治生态的恶化也有着直接的联系。     

从“三反”运动到全面从严治党的历史逻辑

"三反"运动是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为清除党内腐化开展的一次政治运动,是党自我革命精神的开端,是中国共产党获得执政领导地位后第一次大规模的自我革命斗争,巩固了中国共产党新生政权的执政根基。新时代下全面从严治党对"三反"运动的继承和深化,彰显出中国共产党敢于刀刃内向、敢于向一切腐蚀国家政权的"毒瘤"动刀的勇气和毅力。"三反"运动和全面从严治党是中国共产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腐败问题采取的重要手段,二者从不同阶段反映出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勇气和担当,体现了一以贯之又依据时代创新的历史逻辑,对兴党强党、永葆党的先进纯洁具有重要意义。     

抗战时期边区农村合作运动的中国化——以晋西北边区为例

认为受革命和战争的影响,边区的经济环境已不再是纯粹的自然经济,特别是在合作社建立以后,准确地说应该是组织经济.它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规模经济的信赖,也保护了边区经济的"政治安全",但合作化在实际管理运行中难免会出现一些不足和问题.为此,边区合作社开始不断提高社会化经营和强化公关服务,政府也突出强调合作社的革命化方向,使舶来的合作社形态呈现出从"经济型组织"到"组织式经济"的转变.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也对合作社政策进行了适当调整,无论合作社的发展路径还是管理机制都出现了合作社在西方经典理论中社会生产"主体化"向党领导下根据地经济生产"载体化"发展的趋势.事实证明,边区乡村这种结合本土特点的合作社形式的"嫁接"相较于恪守西方原则的"移栽"更具有强大的适应性和生命力,由此不难窥见战时中国在革命中经济新陈代谢之一斑,并预示着未来一个以组织化集体生产的"新中国"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