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马融的经学贡献

马融的经学著述十分丰富,范围也十分广泛,几乎涵盖了当时的"五经".马融经学的立足点是古文经学,他在为经书作注时,多采用古文本,重视重文字训诂、名物的训释.马融也熟悉礼制,并以礼解经.然而马融并不拘泥于门户之见,他在以古学为宗的同时,对今文也有所汲取和采纳.马融经学对东汉乃至东汉以后的经学家注经风格都产生了影响.并对汉晋之间学术风气的转变起到了先导作用.     

变法之理：廖平经学的法理向度

在19世纪八九十年代,廖平既是华夏世界中颇具代表性的经学家,也是极具创造性的思想家。在尊孔的原则下,廖平的经学为戊戌变法提供了深厚的、源出于儒家的思想基础与法理依据。廖平经学先后经历了“六变”,其中的“前三变”,分别着眼于经学上的“今古之分”“尊抑之分”与“小大之分”,从各个不同的方面,持续不断地为19世纪80年代兴起的“变法之议”奠定了“变法之理”。廖平关于“变法之理”的阐述,既展示了其经学的法理向度,同时也代表了中国法理学在戊戌变法时期的主要成就。从中国近代法理学的演进过程来看,廖平的法理学既是儒家的法理学,同时也是玄想的法理学,既具有鲜明的民族性,也具有世界性。     

编纂、融合与创作——宋代传抄古文书法发展之时代因素探赜

传抄古文是指汉代以后经过人们辗转传抄而保留的以六国文字为主体的先秦文字资料。传抄古文在宋代得以发展并有书法作品存世,与当时特定的社会思想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具体表现为：在宋代疑古思潮影响下,以正经释文为主要功用的《汗简》《古文四声韵》等古文字书编纂而成,为传抄古文书法提供了创作条件;为改唐以来藩镇割据,礼制破坏的局面,宋人修礼书、制礼器,加之出土古器物日益丰富,金石学者开始对古器铭文进行考释著录,金石之学与古文之学逐渐融合,为传抄古文书法提供了借鉴依据;魏晋以来,古文逐渐与道教相结合,并继承汉代谶纬之学的传统,彰显出浓厚的神秘主义色彩,加之古文字书的整理与金石学古文字考释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传抄古文书法作品不断涌现。传抄古文虽然在宋代有所发展,但受文字自身特点、书法艺术性的制约和宋代“尚意”书风的影响,终究难以成为书坛主流,对书法史的影响有限。     

论儒学、经学与经典诠释研究

20世纪的儒学研究虽然取得众多的成就,但也存在着不足。我们今天提倡新经学研究,是主张从经学的角度重新诠释传统儒学,以儒家的经典诠释为研究对象,重新解读儒学的发展史,重新认识儒学的社会价值和本质特性,为复兴儒学提供新的途径。     

文明共识与近代经学观念兴替

中国传统经学体系在近代经历了历史化的过程,经学及其所代表的中国文化被当作历史之物。作为历史之物的经学观念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期国人对比中西文明,接受西方基于欧洲中心主义的历史进步论与辉格史学的结果。清末民初士人之所以接受西方中心主义的文明论及其历史观,与儒家自身的教化观念有内在联系,但儒家对道与法有自身的判断,西方之道、西方之法与中国之道、中国之法是何关系需要我们对中西文明史作更充分的观察。经学作为在世界观、价值观及社会秩序建构等方面的基本共识,既有时代性的思想文化与制度内容,也有超越于时代而体现中华文明所理解的恒常之道的普世性内容。经学作为文明共识的现代阐释有助于克服经学的历史化,将为当代中国思想文化整合与话语建构奠定更坚实的基础。     

试论汉代文学没有沦为经学之附庸

文学史教科书与相关问题论述中皆认为:“汉代文学沦为经学之附庸”。实际上汉代经学对文学影响存在两面性与有限性,汉代文学不存在沦为经学附庸的事实,汉代学者对文学的独立性和主体性有足够清醒的认识,“附庸说”隐含着对文化学术与文学关系的错误认识。客观考察分析可知,汉代儒学与文学的演变,大致说来,从同幅共振趋于失衡;两汉儒学对文学的影响虽然巨大,但它没有左右汉代文学发展的根本方向,汉代文学没有沦为经学的附庸。     

汉代古文经学及其批判意识

汉代古文经学是在与今文经学互争的态势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古文经学不仅为收集、整理和注解古文献不遗余力,而且其长于训诂、注重史实及持论平实的品格与学风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学术的科学权威.此外,汉末古文经学家吸收道家的思想,这对扭转儒学神学化的倾向有积极贡献,而古文经学与道家思想的某些契合又预示着汉代学术转向的必然.本文从分析古文经学的特点和方法入手,试图揭示它在汉末思潮解放中的作用及其对新的学术转向中不可忽视的地位和特殊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