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珍与郑玄的经学渊源

郑珍的经学研究与郑玄有着极深的渊源。首先是因为他们同为郑姓,出于对郑玄的景仰,郑珍视郑玄为＂家康成公＂,视郑学为＂家康成公之学＂。其次是因为他们人生遭际的极大相似性,郑珍以郑玄为楷模,抱道隐居,学业志行,颇类康成。郑玄注经以三礼成就最高,郑珍的经学研究亦主攻三礼。为救世儒之失,承继、维护与弘扬郑学,郑珍治经,以声明郑注为宗旨,排击他说,推尊郑学,在郑学的流传上功不可没。     

王夫之学术思想中的经史互动发微

就经学与史学的关系而言,王夫之打通了经史之间的界限,使经学与史学在他的学术体系内最大限度地实现了交融。大量史实的引入,使他的经学见解变得更加生动和深刻;同时由于有经学观点的指导,使他的史论显得更加有条理和富有借鉴意义。     

两汉《左传》学概述

两汉左传学,因其所处之特殊的学术政治环境,形成了不同于后世的特征:在经学方面,它表现出特重训诂、自觉向政治靠拢及与今文经妥协等特点;在史学方面,两汉史家多自觉从《左传》中汲取营养,为《左传》的史学研究开辟了道路.     

陶诗阐释的经学化、经典化与意境化

宋代之后,陶渊明诗歌的诗史地位逐渐牢固树立起来,这固然得力于其自身的魅力,但在接受中日益走向经学化、经典化和意境化则是它被普遍褒扬的三大基本原因。陶渊明人品经历了一个由高尚化而儒学化的过程,作品经历了一个由支流化而主流化的过程,这两个过程大致在宋代之后不约而同地走向了崇高化和经学化。苏轼之前,陶渊明主要被看作二流作家,苏轼评价陶渊明"李(白)杜(甫)莫及"的惊天言论对于重新定位陶渊明一向不算很高的诗史一流经典地位起到了关键作用。陶诗意境美的发现与宋代苏轼、范温、元代方回、清代钟秀和近人王国维等关键读者的揭示密不可分。陶诗的经典化和经学化几乎是同步和交融的,它们虽然抬高了陶诗地位,其弊端是难免造成对陶诗非儒家特点和艺术特点的遮蔽,而意境化则披文入情,由情寻理,是对陶诗本质艺术特点的澄明。     

依经治国：董仲舒开创的法理命题

从汉至清两千年间,经为国家治理提供了终级依据。当代中国实行依法治国。如果把当代中国称为法治时代的中国,亦即法治中国,那么,从汉至清的中国则是"经治时代"的中国,亦即"经治中国"。"经治中国"实行"依经治国"。"依经治国"是由董仲舒开创的一个法理命题,同时也是从汉至清两千年间中国固有法理学的主题。根据董仲舒的论述,"依经治国"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方面,依经治国是建构文明秩序的主要途径,君与民的关系、天与君的关系,都应当根据经来调整。这就是说,以《春秋》为核心的经充当了建构文明秩序、推进国家治理的根本规范,依经治国就是要发挥《春秋》作为宪法或根本规范的作用。另一方面,以《春秋》为核心的经,还构成了裁判个案应当遵循的具体规范或裁判规范。这两个方面表明,经奠定了从汉至清时期华夏文明秩序的底色,也塑造了那个时期中国法理学的主题,那就是"依经治国"。倘若要追根溯源,那么,"依经治国"这个命题主要是由董仲舒开创的。     

“孔子的真精神”系列之九——荀孟异趣与儒门正宗

荀子：被湮没的大儒 孟子和荀子都是战国时的大儒,《史记·儒林传》曰：“孟子、荀卿之列,成遵夫子之业而润色之,以学显于当世。”孟子之学,见诸今本七篇;荀子之业,除其书而外,并于后世经学极富影响。清儒汪中《述学·苟卿子通论》、胡元仪《郇卿别传》《郇卿别传考异》,遍稽群藉,详征众说,考证毛诗、鲁诗皆苟子所传,韩诗亦受荀子影响甚巨,其余若春秋左氏传、毂梁传、二戴礼,皆传自苟卿,又称苟子善《易》,其传人则无考。     

浅析中国古文翻译中的文化因素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浩如烟海.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古文的外译越来越成为中国走向世界舞台的重要渠道.古文的外译光有精深的外语水平仍嫌不够,还需要有对中西方两种文化的精准把握与理解.虽有名家大师一直致力于古文外译,但当前中国古文外译系统性仍然不强,通晓中西文化的人才仍然较少.本文从古代官职和称谓的角度出发,探讨了古文翻译...     

古文与科举

文章达意,自古而然,不平则鸣,言为心声,郑重其事,则以立言称之。韩愈倡文以载道,乃孔孟之道,此后,文章的道学化、科举化愈演愈烈。科举选士,意在德才。以文章入科考,无非衡其才而量其德,唯贤是举,隋唐以来,深入人心。     

文字与思想——论五四时期周作人的白话观及启蒙立场

五四时期当大部分知识分子努力将＂神台＂上的古文推翻在地时,周作人却因为不满当时白话文的浅白与简单而出人意表地主张把古文请到白话文中,成为国语的一部分。这不仅仅是他对五四白话的改造意见,同时隐含着他的启蒙思想,即改变普通民众的落后心理,而随着社会思想的转变,它也发生着或隐或显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