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国古代教育文化特征

中国古代教育文化 ,是华夏文明体系中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 ,其最基本的特点 ,就是以人文主义思想为基点 ,密切关注社会现实问题 ,注意受教育者品格与意志的培养。从这个意义上说 ,中国古代教育文化属于一种政治———道德型的文化教育     

蜀学后劲——李源澄先生

李源澄先生著述甚丰,"所涉范围之广,所论亦颇精湛".先生之论今古也,承廖季平先生及蒙文通先生之说而又更进,且明确提出以"经"与"经说"分别为说之论.先生以经学即是经义之学,"经学为中国文化之源泉",为中国文化之总汇.是先生以经学即内圣外王之学,惟于历史中求经学,始能见经学之意义.先生亦提出"经学将来之正路"在于出入西大学术,吸取、改造西方优秀文化,排斥抵制西方腐朽文化,"反而求之六经",弘扬民族文化中之优良传统,消除民族文化中之消极因素,从而兴起新儒学.     

刘逢禄经学思想的其他来源

刘逢禄的经学思想主要来自于庄氏家学,除了庄氏家学以外,刘逢禄的经学思想还受到当时汉学的皖学与吴学,及宋学的影响.全面地看到刘逢禄经学思想所受的各个方面的影响,有助于对刘逢禄经学思想的准确认识.所以,探讨刘逢禄在庄氏家学之外所受到的其他影响,是刘逢禄经学思想研究中不可或缺的内容.     

翼奉《诗》学之"五际"说考释

"《诗》有五际"以上古数术学作为知识背景,把天人合一的阴阳五行思想与《诗经》的篇目糅合起来,借以说明社会政治变革的规律或趋势.所谓"际",是指世运(或社会政治)发生变革的时刻;"五际"顺次轮回,就是社会政治发展变化的规律.亥、卯、午、酉、戌,是革命或变革的时刻;而与之相对应的《大明》、《天保》、《采芑》、《祈父》、《十月之交》五篇诗歌,则分别代表着革命或变革的意义.因此,"《诗》有五际"的实质并不是文学(诗学)思想,而是一种经学思想.     

论汉代的谶纬之学

谶纬是汉代社会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谶纬的产生有两方面的条件汉代经学的发展与特点是谶纬的思想文化基础；而儒家以及儒生在汉代的社会地位则是谶纬产生的社会条件。汉人对谶纬的批判出发点并不一样，大致有学术思想与意识形态两个方面。而谶纬的消亡则是经学与儒生社会地位衰落的必然结果。     

韩、柳的意趣及其古文走向之辩

韩、柳的意趣表现在众多的方面,韩主儒排佛,柳主儒且认为儒佛同宗,但他们坚执了共同的古文道统;现实生活的,导致他们的自省诉求,古文的兴味虽在儒学,但韩致力于古文之醇,明道不移,柳则从以文明道转化为对以文传世的追求;韩、柳都深于情、不免于以文为戏且好开新,但韩愈为文的浩博之气不同于柳宗元的简古之风,韩愈的好为人师自觉肩负了宣扬古文和古道的责任,柳宗元则缺乏这样的自觉意识,以淡泊人生一度走向山水。     

论晚清“文界革命”的孳生过程及其走向

“经世”二字 ,是明学转向清学的关键 ,而乾嘉之学则以不能贯彻一个“实”字而衰。为乾嘉之学所孳乳 ,与陵夷衰微的政局相合拍的今文经学之复兴 ,形成了以经术作政论的风气 ,并发展出一种时务之文 ,使得散文从桐城派的“义法”论及古文辞的路径中获得了解放 ,又藉近代报纸的产生与兴盛 ,更进而产生了“报章文体”。梁启超“新文体”及其“文界革命”的主张 ,便是在上述基础上产生的。沿着“杂以俚语韵语”、“平易畅达”的要求再向前发展 ,便有了维新派对于白话文的提倡。从理论上说 ,黄遵宪、梁启超、裘廷梁对“言文合一”的主张做了大力阐发 ;从实践上说 ,1 9世纪未就开始涌动起第一波白话文运动。然而 ,晚清文体革命遇到了巨大的阻力 ,不仅是因为旧思想的矛盾 ,而且也因为陈旧的审美趣味与报章文体的龃龉。由此 ,在 1 9世纪末 2 0世纪初 ,涉及到散文本体层面的两组矛盾就已经突显了出来 :一是以白话代替文言的发展趋向 ,与坚持贵族式雅趣的守旧立场之间的矛盾。二是对散文的范围尽可能加以扩张的趋向 ,与坚持文体特质的努力之间的矛盾。这两组矛盾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来了个大爆发 ,且以众多的转换形式贯串于一个世纪的散文发展史中。     

《焦氏易林》与汉代《诗》学研究

<诗>是<焦氏易林>文体与文辞的主要来源.作为齐诗遗说的<易林>,是研究汉代<诗>学演变发展的重要文献;而通过对其文辞名物的考释,有利于佐证毛诗故训,从而正确解读毛诗.<易林>吸收了<周易>卦爻辞言简意赅及<诗>四言韵语的特点,发展成为精炼的四言短体诗.这种独特的创新文体,是汉代经学对文学渗透的体现之一.     

刘逢禄经学思想的其他来源

刘逢禄的经学思想主要来自于庄氏家学,除了庄氏家学以外,刘逢禄的经学思想还受到当时汉学的皖学与吴学,及宋学的影响.全面地看到刘逢禄经学思想所受的各个方面的影响,有助于对刘逢禄经学思想的准确认识.所以,探讨刘逢禄在庄氏家学之外所受到的其他影响,是刘逢禄经学思想研究中不可或缺的内容.     

从“奋笔直书”到“以文为戏”论唐代古文家的传记写作观

我国古代的传记长期以来依附于史学而存在,所以古人往往把传等同于史,写作传记只求真实.唐代,一批兼具史才和文才的古文家,以其敏锐的眼光,指出传记写作不仅要求真,更要讲求文采,这在有意无意之间为传记挣脱史学的樊篱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全文正是从传记的真实写作观到"以文为戏"的创新写作观,较为完整地勾勒出了唐代古文家的传记写作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