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梁武帝与梁初经学的发展

梁初经学的发展与梁武帝有着密切的关系。梁武帝极高的经学素养和帝王身份成为推动经学发展的有利条件。为发展经学梁武帝采取了发展官、私学教育,重视提拔儒士,由上而下带动习经之风等政策措施。随着这些政策措施的实施,梁初经学得以复兴并取得了一些成就:首先,学风开放,综汇多家;其次,治经方法上,由两汉训诂发展为义疏体,成为训诂学上的一大变迁;再次,礼学研究成绩突出。可以说,梁武帝对梁初经学的发展有着突出的贡献。     

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的经学思想

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在经部分类方面,注重结合图书的时代发展和自己藏书的实际情况,联系实际,突破前人经部目录分类的藩篱,取得了较大进展,也为今天的图书分类工作提供了较好的借鉴。他在反思和批判汉唐和宋代新旧学术思想体系的弊端的基础上,尝试构建新的学术风尚,既体现了宋学敢于怀疑的学术精神,又强调注重文献辨伪的考证之功,开启了宋代后期学术风气的新取向。     

韩、柳的意趣及其古文走向之辩

韩、柳的意趣表现在众多的方面,韩主儒排佛,柳主儒且认为儒佛同宗,但他们坚执了共同的古文道统;现实生活的,导致他们的自省诉求,古文的兴味虽在儒学,但韩致力于古文之醇,明道不移,柳则从以文明道转化为对以文传世的追求;韩、柳都深于情、不免于以文为戏且好开新,但韩愈为文的浩博之气不同于柳宗元的简古之风,韩愈的好为人师自觉肩负了宣扬古文和古道的责任,柳宗元则缺乏这样的自觉意识,以淡泊人生一度走向山水。     

论晚清“文界革命”的孳生过程及其走向

“经世”二字 ,是明学转向清学的关键 ,而乾嘉之学则以不能贯彻一个“实”字而衰。为乾嘉之学所孳乳 ,与陵夷衰微的政局相合拍的今文经学之复兴 ,形成了以经术作政论的风气 ,并发展出一种时务之文 ,使得散文从桐城派的“义法”论及古文辞的路径中获得了解放 ,又藉近代报纸的产生与兴盛 ,更进而产生了“报章文体”。梁启超“新文体”及其“文界革命”的主张 ,便是在上述基础上产生的。沿着“杂以俚语韵语”、“平易畅达”的要求再向前发展 ,便有了维新派对于白话文的提倡。从理论上说 ,黄遵宪、梁启超、裘廷梁对“言文合一”的主张做了大力阐发 ;从实践上说 ,1 9世纪未就开始涌动起第一波白话文运动。然而 ,晚清文体革命遇到了巨大的阻力 ,不仅是因为旧思想的矛盾 ,而且也因为陈旧的审美趣味与报章文体的龃龉。由此 ,在 1 9世纪末 2 0世纪初 ,涉及到散文本体层面的两组矛盾就已经突显了出来 :一是以白话代替文言的发展趋向 ,与坚持贵族式雅趣的守旧立场之间的矛盾。二是对散文的范围尽可能加以扩张的趋向 ,与坚持文体特质的努力之间的矛盾。这两组矛盾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来了个大爆发 ,且以众多的转换形式贯串于一个世纪的散文发展史中。     

《焦氏易林》与汉代《诗》学研究

<诗>是<焦氏易林>文体与文辞的主要来源.作为齐诗遗说的<易林>,是研究汉代<诗>学演变发展的重要文献;而通过对其文辞名物的考释,有利于佐证毛诗故训,从而正确解读毛诗.<易林>吸收了<周易>卦爻辞言简意赅及<诗>四言韵语的特点,发展成为精炼的四言短体诗.这种独特的创新文体,是汉代经学对文学渗透的体现之一.     

刘逢禄经学思想的其他来源

刘逢禄的经学思想主要来自于庄氏家学,除了庄氏家学以外,刘逢禄的经学思想还受到当时汉学的皖学与吴学,及宋学的影响.全面地看到刘逢禄经学思想所受的各个方面的影响,有助于对刘逢禄经学思想的准确认识.所以,探讨刘逢禄在庄氏家学之外所受到的其他影响,是刘逢禄经学思想研究中不可或缺的内容.     

从“奋笔直书”到“以文为戏”论唐代古文家的传记写作观

我国古代的传记长期以来依附于史学而存在,所以古人往往把传等同于史,写作传记只求真实.唐代,一批兼具史才和文才的古文家,以其敏锐的眼光,指出传记写作不仅要求真,更要讲求文采,这在有意无意之间为传记挣脱史学的樊篱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全文正是从传记的真实写作观到"以文为戏"的创新写作观,较为完整地勾勒出了唐代古文家的传记写作观念.     

孔壁古文与中秘古文

本文承继陈梦家先生对“孔壁古文”问题的研究成果，重点研究了“中秘古文”与“孔壁古文”两者之关系以及刘歆伪造“孔壁古文说”之原因，并得出“孔壁古文”就是“中秘古文”，同时也就是“河间古文”之结论     

论陆贾在汉代经学史上的地位

陆贾是汉初颇有成就的经学家 ,其在经学史上的地位不容忽视。当秦禁学之际 ,陆贾上承荀子发展经学 ,保证了儒学发展链环的一脉传承 ;又通过《新语》使刘邦进一步从治理天下的高度意识到儒学的重要作用 ,为儒学在汉武帝时的独尊奠定了一定基础 ,从而对提高儒学地位作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