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话语策略的调整与汉代经典解释学的形成

儒学话语建构具有强烈的策略性特征。从孔孟"以道自尊"的锋芒,到荀子缓和"道""势"、依经立义的言说,再到汉代经典解释学的形成,都是儒学话语策略调整的结果。话语策略调整伴随着儒者与君权之间的力量消长,联系着儒学的基本形态与品格,并在诗学文化史上具有深远影响。     

汉代古文经学以礼统法思想及其形成原因窥探

两汉是经学的昌明时代,经学思想在汉代是官方的正统思想。经学中的礼法思想与汉代政治紧密结合,成为汉代法律思想的主流。西汉后期,随着古文经数量增多,古文经学逐渐形成一种同今文经学抗衡的学术和政治势力。而这一变化与汉代古文经学重视礼法建构密不可分。     

科考时文“以古文为法”与古文之复兴

时文"以古文为法"肇始于宋代科考改革,并成为科考制度下历代士子的共识.这种时文法古思潮和创作实践成为古文得以复兴与繁盛的最根本因素,尤其是适应于应试技法的实际需求,极大地推动了古文文法的探讨与总结,促进了古代文章学的兴盛.尽管科考时文屡遭历代学者文士的诟病,但倘若没有科考时文实际需求的催动,古文的复兴与繁盛将会较为滞后.     

张九成《书》学思想脞说

张九成《尚书详说》久已亡佚,辑佚可得18万余字,据此可观其《书》学思想之梗概。张氏相信孔子序《书》说,解《书》注意挖掘微言大义。学于杨时,其《书》解深浸理学之思。又从游宗杲,逃儒归释,往往以佛理解《书》。又每以天人感应之说阐说经义,以矫时弊,以儆人主。解经中激烈批评周穆王、平王无志,直指当朝主和之苟且。其以解《书》为思想斗争之手段,彰显了士人之担当精神。     

孟子与“疑经”时代

孟子是儒家思想的主要代表。人们通常以为,孟子与其他儒家学者一样,相信《诗经》、《尚书》等经典,并通过传播经典,弘扬儒家思想。然而,从文献和思想史的双重角度来看,与其说孟子"传经",不如说孟子"疑经"。面对《诗经》,孟子提出"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针对《尚书》,孟子主张"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对待《礼》,他认为也不必恪守于字字句句。这反映了孟子对待经典的反思、质疑与怀疑的态度和意识。这种态度与意识是孟子哲学尤其是其语言哲学的必然结果。同时,《庄子》、荀子等对经典的批判也表明:此一时期的经学已经进入到一个需要反思、怀疑和批判的时代——"疑经"时代。孟子所倡导的"疑经"时代,为后来经学的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     

杨慎经学方法与明代学术变迁

在宋明理学笼罩的时代,杨慎能够运用多种方法来解经,于理学之外提出独立的学术见解,体现出卓然不群的学术精神。他以文本校勘的方法探求经文原貌与本义,以文字训释的方法诠释经典的含义,以名物制度考证的方法求得对经学更接近原意的理解,以历史的方法揭示经学义理建构中的历史因素,并以诸经互证的方法解决经学研究中的疑义。在经学不甚突出的时代,杨慎丰富多样的经学研究方法对明代中后期的学术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对后世的经学研究有着重要启示意义,是清代经学繁盛的重要先驱。     

荆公新学与二程洛学在经学领域的对立与分歧

荆公新学与二程洛学在经学领域里的对立与分歧主要表现在：（１）王安石为了推行新政,以《周礼》为理论依据,撰《周礼义》阐发其改革主张;二程及其后学反对新政,否定《周礼义》,甚呈否定《周礼》。（２）王安石与二程都重视《孟子》,但王安石认为孟子并不全盘否定利,对于“民之所利”是不反对的;二程则认为孟子反对任何利,主张要义不要利。     

谶纬与东汉社会思潮略议

谶纬是两汉时期独特的社会思潮。它的产生、盛行与衰落 ,与两汉时期的政治、思想状况密不可分。作为一种社会思潮 ,谶纬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东汉时期政治和思想的走向 ,并最终造成了东汉经学的衰落。谶纬的兴衰 ,反映出东汉时期政治主宰学术的特点 ,这种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东汉时期学术思想活力的丧失     

蒙文通的今古文经学观

蒙文通继承廖平,以礼制区分今、古文经学,认为今文经学已偏离了先秦孟、荀之学的端绪。蒙文通对廖平及康有为关于古文经学本于刘歆作伪的观点持有不同的意见,指出古文学的特点是敦于笃行,而疏于思究,并提出“舍今古之异同而上求之齐鲁”,以探究先秦儒学之旨。     

论经学与汉代文论的关联

经学与汉代文论的关联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文论话语构建的运思方式与表达方式,二是文学创作动机上的致用观念、文学创作模式上的模拟观念、文学诠释上的人格观念。其结果是虽然经学整合的力量更为强大,汉代文学批评的基本立场是经学的而非文学的,但在此经学阐释框架里对文学特质的容纳却也在相当程度上促进了文学研究的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