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两汉杂史杂传体志怪小说

两汉的杂文杂传体志怪小说多假史实生发,内容驳杂,光怪陆离。既受先秦史传文学和汉代《史记》、《汉书》的影响,又受当时流行的谶纬神学以及学道求仙之风的熏染。较之地理博物体志怪小说,杂史杂传体志怪小说人物写得比较细致,思想也更具进步性,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有着不容忽视的地位     

论英国公众共用物进入法律制度及启示

公众共用物起源于古罗马法,其在英美法系国家之英国得到专门化规定。英国公众共用物法律不仅对其共用物进行明确定义,并构建公众共用物进入制度,从法律层面明确公众进入共用物的权利。这种公众进入权不仅是一种法律权利,更是一种习惯权利,是公众共同使用的权利。英国公众共用物进入法律制度启发我国公众共用物法治构建应突破传统私法的规制,在构建使用制度时应符合我国现实需求与法律文化的内涵与价值取向,有效缓解公众共用物悲剧的发生,保障公众的使用权利。     

现代汉语词汇中的古语素义

现代汉语中存在大量古语素,由于语素义相互影响、词义变迁、古语词留存等原因,古语素义日渐陌生化。本文从古今汉语的实例出发,分析古语素的特征、类型,探讨古语素义陌生化的原因。     

甘肃灵台姚家河墓地与古乖国

考古资料表明,甘肃灵台一带是西周时期一个重要的聚落中心,而1972年发现的姚家河西周墓地则为长期未决的乖国地望提供了重要线索.古乖国可能座落在今泾河上游,其支流达溪河两岸,从先周开始就是周人的同盟军,曾协助周人克商.与乖国有关的青铜器铭文则反映了周王朝与边境小国之间复杂而多变的政治关系,是研究周与西北边境文化群体之间关系的重要信息.     

凉山彝族地区刑事和解的运作研究

刑事和解的理念与价值已得到学者和实务界的普遍认可,不少国家都结合国情建立起适合本土司法实践的刑事和解制度。本文构建起一对分析模型,即纵向三角结构的权威模式和横向线性结构的协作模式,对凉山彝族地区的刑事和解运作——德古调解和检调对接进行了考察,指出德古调解是典型的协作模式,而检调对接属于权威型和解模式。德古主导的刑事和解实践与2012年《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刑事和解制度存在不少冲突。从长远来看,应通过修法允许德古调解对国家制定法的适度背离;近期可操作性的办法则是从刑事和解程序和效力等方面消弭德古主持刑事和解与国家制定法的冲突。     

华夷一体与尚质崇古的元代诗风

纵观诗史,关于元代诗歌研究尚有较大空间可资开拓,本文从华夷一体的视域观照元代诗风。蒙古、色目等少数民族士人大量登上元代诗坛,并以其独特的民族性格、特殊的政治地位影响诗歌风貌。民族诗人耿介的精神气质沉淀为尚质崇古的诗风,诗歌具有口语化倾向和民歌风调。在民族天性、时代思潮交互影响下少数民族诗人的文学思想多以古为尚,并呈现出复古开新之处。少数民族诗人的参与对元代诗风的影响在整部"中华文学史"建构中是值得深入展开的课题。     

中日视域下的荻生徂徕“管仲论”探析

在荻生徂徕的“古文辞学”视域内,他的“管仲论”并不是简单地评价管仲,而是在批判中国宋儒朱熹和日本江户古义学派创始人伊藤仁斋的“管仲论”基础上形成的新论。在他看来,孔子在《论语》中对管仲“器小”“仁人”等评价实是富含深意,前者是孔子对管仲报以“惋惜之情”,认为管仲只施政于齐国而未能施政于天下,后者则从事功层面肯定“管仲是仁人”,由此凸显出徂徕重视“政治事功”而轻视“道德说教”的“古文辞学”特征。     

“中国”、“河南”诸名称与古都洛阳

中国以及河南古今的诸多名称如＂中国＂、＂华夏＂、＂中华＂、＂中夏＂、＂神州＂、＂豫州＂、＂中原＂、＂中州＂、＂河南＂等的含义及其得名缘由,均与古都洛阳密切相关。由此可见,洛阳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试论史学界的“炒古”现象——从《华夏探源》说起

史学研究的目的是探究历史的真面目,而不是为了世俗名利。近年来,中华民族的源头问题是史学研究的热门话题,许多学者进行了艰苦的研究,并取得了重大成果。然而,有人盲目信古、复古,发表没有科学根据的言论,再加上媒体盲目的炒作,使史学研究走入歧途。《华夏探源》一书提出了许多令人费解的所谓“新观点”,出现了很多常识性的错误,但还能顺利出版,并得到媒体的大力推荐,这是作为“史学工作者”和新闻工作者缺乏史德、盲目“炒古”的表现。为了制止“炒古”现象,使史学研究走向正轨,需要国家、史学研究者和新闻工作者共同努力承担起各自的责任。     

《古文苑》成书年代考

《古文苑》一书,世传北宋孙洙得于佛寺经龛,据说是唐人旧藏古文章。由《古文苑》辑录《石鼓文》、《诅楚文》、《峄山刻石文》的情况可知,此书并非唐人所藏,其成书时间大致应在宋代。从现今存世较为完备的宋代四种目录书籍——《崇文总目》、《郡斋读书志》、《遂初堂书目》和《直斋书录解题》的成书时间和其所录书籍及南宋其他文献记载看,《古文苑》实出于南宋学者之手,其成书时间大致应在南宋高宗绍兴二十一年至三十一年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