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人题解与吴兢《乐府古题要解》

题解类乐府诗著作,是唐代乐诗理论建构与批评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吴兢的《乐府古题要解》,具有五个方面的特点。其批评史价值主要表现为:注重对本事的释解,并在古乐府创作与理论批评两个方面,均使之产生了程度不同的影响;以题解的形式,推动了唐代乐府诗理论的建构与批评;在乐府诗分类、乐府诗与音乐的关系、题解阐释三个方面,对郭茂倩《乐府诗集》产生着直接影响。     

古罗马帝国早期的皇帝宴会：柔性的权力统治

古罗马从共和制转变为帝制后,皇帝成为帝国政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帝国早期的皇帝不同于共和时期的执政官,他们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和地位,因而皇帝出资举办宴会的行为也具有了更深层的含义。皇帝们在吃喝享乐的同时,以宴会为平台调和社会关系、维护巩固统治。古罗马皇帝们用举办宴会这一柔性方式巩固自己的统治。     

西方古代德性传统的三源泉及其交汇

西方古希腊、古罗马、古希伯来的三种不同德性传统交汇于基督教,最终形成了西方古代德性传统.这三种不同德性传统对西方德性传统的形成各自具有不同的贡献.伴随着基督教教会逐渐占据主导地位,西方德性传统发生了从世俗德性传统向宗教德性传统的重要转换.这种传统中虽然保留了古希腊罗马德性传统的一些基本精神和内容,但在性质上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就这种基督教德性传统的宗教性质而言,它更直接地继承了希伯来传统.     

四大天王的谜底

走进古寺庙,一般都会在山门殿内看到"四大天王"的塑像。这四尊神像在古典神话小说《封神演义》中,就有关于他们的描述:增长天王叫魔礼青,手执青光宝剑一口;广目天王叫魔礼海,掌碧玉琵琶一件;多闻天王叫魔礼红,拿混天珍珠伞一把;持国天王叫魔礼寿,抓紫金     

趣谈古玉文化

当我们将一块温、润、坚、密的古玉摆放在面前认真审视它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苍凉与华美并举,精致伴温馨共存,雕磨细刻中张扬着冲天的神韵,平朴端庄里蕴含着朴拙率直。创造的激情、民族的精神、历史的沧桑、贵胄的辉煌无不毕现于眼前,这就是古玉所承载的深厚的文化内涵。"玉"字始于我国古老的文字——甲骨文和钟鼎文中。汉字可选出从玉(王)字近500个,如理、瑛、瑾、璐、瑞等,而用玉组成的词更是不计其数,如玫瑰、琼瑶、琳琅、璀璨、玲珑等。汉字中描述珍宝等的文字都与玉有关,如环、璧、珍珠、玳瑁等等。"玉"字在古人心目中一直是一个美好、高尚的字眼。我国自古就有"君子比德于玉"的传统,所以"古之君     

匈牙利的“石头城”

在匈牙利和斯洛伐克交界的地方,有一座城堡,酷似南京的石头城。它曾是一座要塞,因坐落在小镇维谢格拉德,被称之为维谢格拉德城堡。如果从山下地面看山顶的城堡,就好像矗立在云端,因此也叫云堡。维谢格拉德地势险要,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公元330年,古罗马人在此开始修建了城堡。之后历代的匈牙利君王对它进行了不断的维修和扩建。几百年间,它一度十分辉煌。据载,其中一名叫马加什的国王在维谢格拉德城堡建成了350个房间的宫殿,是当时欧洲最豪华的王宫,宫中的红色海格拉斯大力神喷泉每逢节日都会流出香醇的美酒。     

简论徐复观思想史诠释方法

在新儒家群体当中,徐复观的思想史诠释方法和理路具有鲜明独到之处。身处中西文化激烈冲突的时代,徐复观主张一个中国思想史研究者首先应对传统抱有起码的温情和敬意。对传统的解读和诠释,虽然不能不参照西方,但从根本上说,必须坚持以中释中的立场。现代中国学者在面对古人时,应当在以古释古和居今释古间找到一种恰当的平衡。这些观点,对于当下的思想史研究具有重要启示价值。     

巴渝古盐业文化遗产与旅游开发价值研究

巴渝地区在使用机器化产盐以前,便有悠久的产盐历史,故蕴含有不少可供享用的文化遗产。这些遗产的分布情况、分类状况及旅游开发的价值均有待厘清。巴渝古盐业文化遗产主要集中在三峡地区的三个区域,可主要从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两个角度去认识,物质文化遗产类主要包含历史文物、历史建筑(群)、人类文化遗址等在内的文化事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类包括与盐相关的各类民俗、古盐道、与盐有关的生产技艺及生产工具等,这些古盐业文化遗产具有较高的盐业旅游开发价值,有助于区域经济的发展。     

昆体良与罗马文教传统——《善说术原理》简述

昆体良是古罗马帝国时期的教育大师和修辞术泰斗,也是现代西方大学的古代奠基人。昆体良的《善说家的教育》深化了古希腊-罗马的文教传统,他提出的教育理想无疑可以用来借鉴我们现代教育的得失沿革。文章初步介绍了昆体良及其《善说家的教育》,希望为国内学界进一步理解昆体良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中日两国历史学疑古思潮的比较

中日两国在史学发展的历程中,都出现过强劲的疑古思潮。中国自古史学遗产丰厚,疑古思想的发展也源远流长,至清代乾嘉时期,有崔述撰著《考信录》,学术成就粲然,对近代日本和中国的疑古学者都产生很大影响。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引进德国兰克的客观主义史学理念,结合中国传入的考据学方法,形成一股近代化的疑古思潮,发展至20世纪20～30年代,形成津田左右吉的"日本神代史抹杀论",中国在同一时期则出现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引发一场学术论辩。由于中日两国具体国情、文化背景和国际政治形势的转变,日本的疑古思潮取得最终胜利,而中国的疑古思潮则被排斥、抑制而失败。分析这种截然不同的后果,可以得出必须清算"二重证据法"给历史学界造成的不良影响、必须确立历史学以求真、求是为第一准则等学术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