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着向前走--作为方法论的儒家恋古情结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儒家形成了一种恋古情结,其核心是回到三代,并外化成一种方法论.这种方法论直接溶进了中国传统的政治理念与认知方法,知识变成了对历史的精美回顾,其实质是把现实的价值用历史的精神表现出来,让历史成为现实的尺度.从而使中国历史的发展呈现出一种独特的"退着向前走"的现象.     

"月体纳甲"说考

本文通过资料考证 ,证明“月体纳甲”之说 ,绝非始于东汉。殷末周初“一月四分之术”与“月体纳甲”之说的完全相同以及与《周易》古经卦爻辞中存有“月体纳甲”说踪影的互证 ,说明“月体纳甲”之说在殷末周初已经存在。而后在西汉孟喜、京房易和《易纬》中亦有“月体纳甲”说的记载 ,说明东汉人的“月体纳甲”之说 ,必承自于前 ,而非其所自造。     

从牙璋看我国商周时期东西部文化的交流

商周时期是中国古代文明发展的关键时期,也是东西部文化交流的频繁时期。以四川三星堆为代表的巴蜀青铜文化向周边乃至东部的边远地区逐渐扩散。地处东海之滨的福建地区当时活跃着古越族的重要支系闽越族,在古蜀文化渐进的历史进程中,这两支区域文化互相交融,在东南乃至福建地区形成若干地方特色。在闽越族曾经活动的漳浦地区所发现的牙璋等文物,成为古蜀文化与闽越文化频繁交往的实物见证。本文从福建与四川两地出土牙璋的异同点出发,论证商周时期东西文化的交流与传承。     

论语素音位系统与语素形位系统的关系及其理论意义

本文根据马丁内的"双重分节"原理和语素形位原理,对世界三大主要类型的代表性语言的语素音位系统与语素形位系统的关系作了对比研究,证明了正是这一关系决定了语素的文字类型,即语素音位系统("第二分节")能否满足语素形位系统("第一分节")的区别性音位结构需要,决定了语言与世界两大类型文字(以汉字为唯一代表的语素文字和各种拼音字母代表的音素-音节字母文字)不同的适应关系.汉语和日语的语素音位系统由于不能自足、有效地区别各自的语素形位系统,无法单纯靠音素或音节字母拼音来满足区别性语素形位的需要,而要靠增加超音位结构的形位手段,即用增加区别性的表义字形来弥补数量不够的区别性的语素音位结构.归根结底,是语言的语素音位结构特点决定了文字类型.     

金代文化与经学变古思潮

经学至宋而风气大变,其变古思潮伴随着金宋之间的交流对金代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从广收图籍,举荐贤士,到推行科举,倡行"三教合一",这些举措无一不体现出对宋代变古思潮的吸收与借鉴。     

分歧中的和谐——奄古鹿拱北的人类学调查

"拱北"信仰在中国穆斯林中广泛存在。位于青海省循化撒拉族自治县的奄古鹿拱北却独具特色,不仅为回、撒拉、东乡、保安族等穆斯林民族所信仰,而且还为藏、汉、土、蒙古族等非穆斯林民族所崇信。各种信仰形态虽然各异,但又共聚一室、和谐共生,这种独特的现象引起学界的关注。笔者通过田野调查,详尽记录奄古鹿拱北现象的各个层面,并探讨了奄古鹿拱北现象所蕴含的文化意蕴和现实意义。     

清代伊犁塔兰奇人的称谓及其社会变迁

本文解释了“塔兰奇”一词。即为卫拉特蒙古方言“种麦子的人”之意。本文认为谊词是在准噶尔汗国时期出现。清朝统一新疆后，将南疆的部分雏吾尔族迁徙伊犁种地，史称“田屯”，足称回屯者为塔兰奇。19世纪末，伊犁塔兰奇人的社会发生了重大的变迁。1881年始，沙俄劫掠去约十分之七的伊犁居民，其中大多数为塔兰奇人。致使当地人口大减。民国时期，新疆省政府将塔兰奇列为单独民族。解放后，塔兰奇并入维吾尔族内。     

试论“平等人公社”的平等－－古斯巴达社会制度个案研究

古代希腊吕库古改革的主要内容，反映了古斯巴达城邦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主要特征。古斯巴达的统治，出于维护城邦强大与秩序稳定的目的，在立法和改革中制定了一些平等民主的措施。但在奴隶制生产关系的制约下，是不可能实现城邦公民各阶层之间真正的平等与民主的。     

论国际私法在古希腊、罗马社会的起源

关于国际私法的起源,学界历来没有定论。本文从广义国际私法的角度来探讨国际私法在古希腊、罗马社会的起源问题,主张国际私法在古希腊、罗马社会尚未形成系统化的制度和理论体系,因而,也就没有形成国际私法这一法律部门和学科体系,而只是产生了国际私法的萌芽形态。     

去向堪忧的中国古典学——“走出疑古时代”述评

1992年,李学勤先生提出“走出疑古时代”的口号,十多年来,“走出疑古”已经成为一种思潮,对学术界和整个社会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对古书的第二次反思”、“重写学术史”是与“走出疑古”密切相关的三个命题,其中“重估”是目的,“重写”是前提,“反思”则是“重估”和“重写”得以落实的根据。三者彼此互动,构成一个有内在逻辑关系的“走出疑古”论点体系。李先生以“走出疑古”为特征的“释古”与冯友兰的“释古”意向不同,与郭沫若的“古代研究”、李济的“考古重建”也旨趣有异,其最为崇奉的宗师是王国维。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和“古史新证”模式被李先生奉为“释古”的典范。李先生一直致力于以考古材料、简帛佚籍和“史实素地”论印证古书、释证古史,以期重新确立古书古史的可靠性权威,但是言辞始终含蓄委婉,是其追随者们的“证古”、“正古”及“现代古史史料学基本概念”等主张让“走出疑古”的内涵和走向明朗化、理论化。围绕古书、古史的考释及方法、规范等问题,“疑古”和“走出疑古”已经是狭路相逢、短兵相接。实际上,这已经不只是“疑古”和“走出疑古”之间的纠纷,更是关系中国学术未来走向的重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