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古音学史研究

近 2 0年来 ,古音学史的研究有了长足进展。其具体表现为 :一方面 ,对整个古音学史的论述更加全面系统 ;另一方面 ,产生了一大批对个别古音学家进行深入探讨的专门性论文 ,这些论文不仅关注顾炎武、段玉裁等著名古音学家 ,而且对一些在古音学上名不见经传的学者 (如蒋骥 )或颇有争议的学者 (如朱熹、杨慎 )也多有涉及。     

试论古文字资料在古音研究中的重要性

古文字资料在古音研究中有非常重要的价值,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古文字资料为判定形声字声符提供依据,古文字资料可以揭示形声字声符的来源,古文字资料有助于古韵部关系的确定,古文字资料为细化古音分期提供文字基础,古文字资料有助于揭示古音中的方言差异.     

唐宋叶音异同说

叶音萌于南朝,唐代得到发展,宋代大兴。唐、宋两代的叶音是否相同?根据现有的研究成果,我们认为宋叶在继承唐叶注重语音根据的学术传统基础上,在注叶形式、对象与内容等方面作了术语规范化、对象集中化、操作规程严谨化等改进。尤可称道者,宋人叶音较唐代有两大新的拓展。一是在语音根据上的拓展,即运用当时方音和切韵学"四声互用""切响通用"原理作叶;一是在使用范围上的拓展。宋人除了传统的读古诗作叶谐韵之外,还将叶音运用到现时诗歌创作之中,有效地扩大了诗歌押韵的自由度,为诗人突破诗韵僵化的框架,利用实际语音押韵提供了根据;同时保留了宋代实际语音,为语音史留下了珍贵的语料。这些材料对诗律史、文学史甚至是科举史也都有研究价值,应当引起我们的注意。     

徽州学者与清代审音派

当今学术界将清代古音学研究分为"考古"与"审音"两派,但"审音"一派为何全被徽州学者所独揽?原因有二:徽州地域风土的特殊性及方言俗语的多样性;徽州学者既擅长古音考证,又精通等韵和今音,好学深思,善于创新。徽州学者创立"审音派",使清代音韵学研究领域具有较为完备的理论体系,并已具备近现代语言学思想的端倪。     

李方桂与郑张尚芳上古复辅音比较研究

从李方桂和郑张尚芳上古复辅音比较中可以得出,他们都注重运用谐声构拟复声母,着眼于音系的对立互补,都能解释一些谐声现象;不同之处在于,郑张尚芳的复声母参照亲属语言的音系结构和同源词来构拟,所以更加丰富、系统,能解释更多、更复杂的谐声现象.只是他们的拟音是从语音层面来展开论证,没有顾及形态层面,语音层面结合形态音位研究复辅音也许是以后上古音研究的一个重要的突破口.     

《唐律音义》与宋初语音

《唐律音义》注音不多,除去重复,共有有效音注445条,其中直音99条,反切346条。将其与《广韵》、《集韵》逐条比对,即比较反切上下字,归纳出音注所反映的主要语音特征,从中可窥探北宋初年的某些语音变化现象。     

黄侃的古音学:古本声十九纽和古本韵二十八部

古本纽和古本韵是黄侃古音学的基石。本文正面阐述黄侃以代表字的切上字推求古本纽从黄侃所举本声本韵、本声变韵、变声变韵三类代表字概括出推理逻辑式,即从个别到一般,进而在一般意义的逻辑法式上看出黄侃在“求解古本纽”本题时并没有涉及古本韵问题,只是代表字的选择和分类才把韵部作为参照,而这是找代表字,不是找古本纽。从大量的审音表目材料看,也可说黄侃古本纽从中古声类音系系统内部审得,更能表明求古本组与古本韵无关。黄侃把中古开合口一等、四等韵作为上古本韵的选择对象,按此标准在黄侃求证古本韵时列出的作业表：钱玄同《韵摄表》上作业,准确率分别达９７．１％和９１．１％。求古本韵与古本纽无关。以一等韵和四等韵为上古本韵,合乎现代音系学原理。黄侃还中经钱玄同受到高本汉的间接影响。黄侃并没有用循环论证。     

段玉裁古音学的理论建树

段玉裁的古音理论是个集大成的体系,由两部分构成：一是对古韵演变规律的认识,包括古韵分期论、音转说、音变说、古声调论等;一是对古韵分部基本前提的总结,包括古韵至谐说、合韵说、同声同部说等。该体系的建立,对清及后世的古音学产生了重大影响。     

那坡话韵母与中古音的比较

将那坡话韵母与中古音进行比较,得出中古韵母在那坡话中演变特点.     

莒县方言儿化音系学研究

莒县方言的儿化音变形式,特别是声母部位转移有其独特之处.本文从音系学、历史语言学的角度解释了其成因和历时演变的音理依据,揭示了多种儿化形式之间演变的音系规则次序.其中声母部位转移分析的过程对汉语方言的研究具有很大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