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权力与农民形象的建构——以《哦,香雪》和《陈奂生上城》为例

身份作为一种社会事实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受社会性意义与价值的调整和塑造.本文关注文学作品对农民形象的建构.文学作品的內容来源于社会生活,同时它们又塑造一幅幅建构秩序的图景,这种图景往往是社会分类的图景.农民形象的"抽象化"与"他者化"即为社会分类的结果并反衬着都市社区和精英群体的"先进性"以及国家的现代性诉求.     

批判、实践与解放——哈贝马斯的现代性理论解读

在哈贝马斯的现代性理论中,他对晚期资本主义科技理性的泛滥、公共领域的萎缩、生活世界的内殖民化等问题都有独到的理解.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领军人物,哈贝马斯汲取前辈的思想精华并指出其中的理论局限创立了交往行为理论,正是这一理论让他的思想大放异彩.在哈氏看来,"交往理性"正是重建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的基础.     

现代性环境风险的风险刑法应对之批判

为应对现代性环境风险的压力,基于风险社会理论的风险刑法倡导刑法应提前介入,强化刑罚积极的一般预防功能并建立区别于传统刑法的风险刑法范式。现代性环境风险不同于瘟疫、饥荒、自然灾害等传统风险,它是被制造的风险,是工业化的内生性风险。在风险社会时代,传统的社会管理体系无法有效应对现代性环境风险,需要通过促进民众在平等、自由的条件下进行充分协商的方法打破风险控制中的专家垄断,解决科学理性的失效。风险刑法理论与风险社会理论之间存在错位,风险刑法理论不仅不能起到应对现代性环境风险的作用,还具有突破刑法谦抑性、违背罪刑法定原则的危险。     

从现代性的基础看两种启蒙及其历史表现

作为现代性之基础——资本的世界历史确证——本身包含两个恰相反对的层面——交换价值与人的主体性生产活动,与之相应,启蒙也就呈现出两种态势——确证性启蒙与批判性启蒙。两种启蒙在西方和东方都有体现。中国的两种启蒙正是现代性内在矛盾的现实开展,这也是中国的现代化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原因所在。从长远看,中国不存在救亡压倒启蒙。     

赫勒的需要理论对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的丰富与拓展

基于对马克思的微观文化分析和解读,赫勒提出了自己的独特的需要理论。其理论创建现为:首先,赫勒将人的实践本质规定性、人的文化丰富性等纳入马克思关于人类解放的构想之中,凸显了人类解放的微观层面,即文化层面;其次,赫勒提出,在发达资本主义条件下,现代性的危机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需要的异化;最后,赫勒指出,要想克服人的自我异化和现代性的危机,除社会的宏观变革以外,还必须在人的需要结构和人的存在方式上实现变革。而这一切都依赖于一种具有革命性和批判性的激进需要的生成,依赖于自由个体的出现和人的文化丰富性的真正展开。     

人道主义、时代转型与路——论石一枫《借命而生》的现代性反思

石一枫的《借命而生》以现实主义的手法,通过叙述警察杜湘东与逃犯许文革、姚斌彬的复杂纠葛,探讨中国现代化道路的艰难历程。从20世纪80年代的"人道主义",到90年代的市场经济,再到21世纪的全球化浪潮,个人命运与时代转型密切联系。小说试图通过追溯历史来完成对中国现代化发展道路的批判与反思,并为讲述"中国故事"与"中国经验"提供文学的可能性。     

欧里庇得斯与雅典启蒙——《酒神的伴侣》探赜

古希腊悲剧诗人欧里庇得斯的一生富有争议。争议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他与智术师的关系上。从欧里庇得斯的诸多剧作来看,欧里庇得斯无疑与堪称古希腊启蒙运动的"智术师运动"紧密相关。本文通过细致分析《酒神的伴侣》第一场戏剧行动,表明欧里庇得斯的启蒙立场:欧里庇得斯笔下的忒瑞西阿斯不复是传统宗教(智慧)的代言人,而俨然推崇修辞术的智术师。在他的启蒙式教导之下,王者卡德摩斯克服"羞耻"障碍的同时,亦褪去传统的政治智慧,一步步迈向自由个体。诗人以精妙的笔法揭示,卡德摩斯参加酒神狂欢的动机在于,让家族获得荣耀并释放自身"变年轻"的欲望。先知这种智术师式的启蒙,瓦解了传统宗教和政治,而开启了现代性思想。     

后资本主义还是“后伦理”:价值危机的现代性线索

"后伦理"或"礼崩乐坏"是对普遍化的价值虚无和行为失范的社会症候的直观描述。但这一描述并不足以揭示现代性与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与伦理危机之间的内在关联。一方面,启蒙运动以来新旧伦理体系之间的对立和冲突并不是绝对的,而是一个相互融合与妥协的进程,因此并不存在某个"终结"传统价值秩序的历史"拐点"。另一方面,近代以来持续突破传统社会的道德和秩序的个体化理性,既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伴生物,也是现代性政治的合法性来源,故而停留于伦理现象的批判并不能"击中"危机的历史机制。事实上,停留于伦理维度的反思在当代所生成的犬儒主义趋势,再一次证明,只有再次承认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一种伦理反思的当代路径,才能为个体的真正自由寻找到公共的基础,同时为公共理性与福祉的实现找到个体的自觉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