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股东大会对小股东权益的保护

本文重点分析了我国股东大会制度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一、股东对股东大会的召集权与提案权;二、股东表决权的行使与限制;三、瑕疵股东大会决议的救济措施。并基于以上分析,为更好地发挥股东大会对小股东权益的保护作用,提出了完善我国公司法的若干建议。     

海外汉学家碧霞元君信仰研究——以英语文献为中心

西方学者以其独特的文化视角，对于碧霞元君信仰的起源、与其他神灵（东岳大帝、相关女神）的关系以及功能与信仰群体、信仰的时代变迁与地域性扩散等几方面问题，提出了不同以往的见解，为进一步思考泰山女神的特质提出了新的思考维度。     

政行简易 礼让为国——论司马迁的“争”、“让”思想

《史记》一书中,反对争利,倡导谦让,不只是个体修身处世的问题,而是与天下"治平之道"紧密相连。无论在材料取舍、体例安排,还是人物评判等方面,都贯穿着司马迁政行简易、礼让为国的主张。禅让天下的最高政治理想,谦让简易之政的现实施行,犯颜直谏、举贤纳言的君臣之道等方面的思想,蕴涵着丰富的社会政治观念,构建成司马迁的"争"、"让"思想体系。今天,我们当借鉴这些闪光的思想,寻求通向和平幸福的康庄大道,方不负太史公"述往事,思来者"的深心。     

略论明清小说中的民间俗信与伦理精神

明清小说中描述的民间俗信形式种类繁多,寄寓了小说人物及作者的生活理想。俗信形式传播了礼教,礼教内容使俗信形式得到社会各阶层特别是官方的认可和支持,其形式、内容及传达的伦理精神都值得我们重视。     

琵琶女、商山竹和黄州海棠——谪臣的文化心态和诗歌意象选择

白居易、王禹偁和苏轼都属于因为坚持自己的政治理想而遭贬黜的文臣,在泽畔行吟的谪居生活里,都走过了复杂的心路历程:愤懑、委屈、敏感、多疑、羞辱,并进而生成孤高自许或伤感沉沦等种种情绪。这种心态往往会通过他们的文学创作表现出来,从而在他们的作品中形成对某种意象的钟情和反复吟咏。白居易引琵琶女为同调,王禹偁对商山竹大加颂赞,苏轼则将黄州的海棠花作为知己就是这种心态的反映。     

试论司马迁的臣道观

司马迁深膺屈原为臣之德能,以屈原为其心中理想的人臣模式。该文以列传、世家中的论赞为主要研究对象,从两方面论述了司马迁的臣道观:一是臣道的基石———志洁;二是为臣之能———谋智。由此,来挖掘司马迁作为一个大写的人的广阔而深远的灵魂境界。     

宋代“三教合流”视阈下的祈雨信俗——以“画龙祈雨”与“以身祈雨”为重心

宋朝政府在借用僧道威仪行祭祀祈雨时,相继颁行画龙祈雨法和蜥蜴祈雨法,并杂行刑白鹅、沉虎头、投鲫鱼等"生物祈雨"法。"画龙祈雨"属于道教龙神信仰,简便易行且具神政威仪,但"画龙祈雨"无法直接彰显人间帝王"体恤民生"的政治情怀。宋代皇帝常常通过君臣对话或诏令文辞以"罪身祈雨"方式表达"责己之意",太宗是宋代皇帝中"以身祈雨"的肇始者。宋代"以身祈雨"包括罪身、暴身和焚身三种方式,其中民间"焚身祈雨"信俗受到了佛教燃指、断臂等"舍身文化"的影响。"以身祈雨"是传统时期人们对降雨现象的非科学认知,宋人对"暴身"和"焚身"祈雨的危害和非科学性有着较高的认识。     

强力领袖的几个特点

<正>强力领袖出现的五个必然条件强力领袖出现应当具备五个必要条件:一是形势"逼"人强,客观性造就了强力领袖。强力领袖出现一定是形势逼人强。比如说,如果没有中华民族苦难深重、日本入侵的形势,就造就不了毛泽东。客观性造英雄,时势造英雄,毛泽东本人也说过一句话,"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这是他对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为什么会选择他、共产党为什么会选择     

古代明君的驭臣之道对构建现代激励机制的鉴示

<正>在中国古代,凡是盛世,必有明君贤臣。明君之所以英明,就是因为他们成功地集聚和驾驭了那些贤臣,使之为其出谋划策、攻城略地。而贤臣之所以尽心尽力地辅佐明君开创不世伟业,就在于明君知人善任、驭臣有道,能够最大限度地激发臣属的积极性并服务于其专制统治。"组织成员的能力不能直接决定其对组织的价值,其能力的发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感受到的激励程度的高低"(余兴安:《激励的理论和制度创新》,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05年版,第3页)。审视古今中外,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