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即理”辨

程朱"性即理"、阳明"心即理"的论断,为宋明理学之道德形而上学基石.考虑到现代人不可能接受这样的说法,故若要儒学为人们所理解,必须从根基处重新阐释,本文遂尝试提出意义世界说,以解决这个"儒学现代化"中奠定基础的关键问题.程朱、阳明断定人的存在中内涵着天理(诸先大儒称作本性或本心).是一个正确的论断.错误之处在于对其来源的解释.本文论证,天理并非源于天命,而是来自客观地存在于文化中的意义世界.本文以笔者早年提出的"'我'之六义"说阐明,人的存在中有文化存在之维,此维由意义世界浸润化成.立此说,极容易解释,常人何以未有天理之全;修养用功,致力处全在观照意义世界价值内核并化入自身,遂可判定朱学高于阳明学.并据意义世界说,对牟宗三"智的直觉"、"良知是呈现"说之得失作了评判.     

论时间价值的特性

本文以时间价值为主题，着重探讨时间价值本身所具有的属性和特征。文章认为，时间价值具有绝对性与相对性、依附性、可度量性与递增性     

我的两个“悖论”定义──澄清马佩教授的误解

我曾把“悖论”定义为“违反共识的矛盾”。它虽然能够涵盖（由两个矛盾构成的）“说谎者”和（只由一个矛盾构成的）“无理数”两大类悖论，但对于后者却有点儿“牵强”。我后来把“悖论”定义为“挑战常识的‘大’理”。马佩教授指出它包括不了“罗素悖论”等。现在本文把它修正为“所谓挑战常识的‘大’理”。我曾盛赞辩证“鹰”派的“亦此亦彼”为卓论，并由它而导致我创发“亦此亦彼”悖论。马教授对它也有所批评。本文也作了说明与澄清。马教授评及赵总宽和张建军两位教授。而这些评论跟我的论点有关，本文也略作答复与评析     

语言符号理据性的语用考察

作为语言符号的一种属性和语言研究的一种视野,理据性可以从语用角度考察,这样做有助于解决语言理据的历时存在与经验考证之间的矛盾,从而为理据研究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持和事实依据。     

论英语阅读中的认知过程及其教学设计

阅读是人们通过视觉感知语言符号获取书面信息的行为，也是人们书面交际活动的基本形式，是人们获取信息的重要途径。根据Krashen的输入假设（1985），语言习得的唯一途径就是通过理解或接受可理解性输入。我国的外语教学是在汉语的环境中进行的，缺乏自然习得语言的社会环境，“听的输入渠道显得不够宽泛，语言输入便更多地依赖于课堂教学以及学生课外广泛而有效的阅读”     

注重可理解输入 克服大学英语学习书面表达中的拙涩现象

中国学生在非英语语境中学习英语时,由于受到汉语词汇、语法等母语的干扰,经常出现用语不确切、不妥当,表达不地道等拙涩现象。究其原因,主要是语言输入的不足。对此,以二语习得中Krashen可理解输入理论为依据,结合教学实践,研究如何克服大学生英语书面表达中的拙涩现象,说明可理解输入在大学英语教学中是重要的。     

论陶渊明田园诗的农耕文明气质

传统阅读的弊根是把陶渊明放在"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框架中来审理。其实陶渊明出任的直接原因是贫、饥,上有老下有小,而归隐是由于他生于乡野,官场生活终不适应。在中国古代田园诗人中,唯有他笔下的田园世界呈现"可居而可赏"的境界。他的诗风是农耕气质的伟大象征。他在中国古代诗歌史上的分量和意义堪与屈、李、杜比肩。     

论风格的定义及其可译性

风格是否可译,是翻译界多年以来一直争论不休的问题.从风格的定义出发,阐述风格的可译性,从幽默故事、诗歌与对联以及文学作品的翻译中选出优秀的例子来证明风格的可译性.     

戏剧翻译的动态表演性及其可译性限度

可译性限度即指从一种语言译成另一种语言时原文信息被传达的程度。文章从戏剧翻译的动态表演性出发,通过比较《茶馆》的两个英译本,分析了由于汉英两种语言存在的语言差异和文化差异而导致的语际翻译的可译性限度,并指出具体翻译中译者应持有的原则和方法。     

艰难的文化突围——论新时期小说的方言写作

由于方言的原生性、随意性与非规范性,方言写作不得不牺牲文学的共性或可通约性,以及方言自身的意趣.新时期不少小说家基于自己的文化立场和语言自觉,在方言写作方面进行了很多富有成效的探索,试图在某种意义上实现悖论下的突围,使得新时期小说中的方言创作不仅表现为一次回归,更意味着一种超越和突破.但同时也是无奈的妥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