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油价格上涨对中国经济的冲击 ———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分析

可计算一般均衡(CGE)模型凭借方程组模拟宏观经济体系,针对国际市场石油价格不断攀升这一经济现象,通过CGE模型建模实现,模拟当能源部门价格上调时,中国经济体系各行业将面临的冲击,主要分析GDP、物价指数、各类商品价格等变量的受影响程度。     

儒学教化中的民间结社——以社条、乡约为中心的考察

民间结社作为一种基层社会组织,经历了由民间自发组织到逐渐被官府控制,成为统治阶层的低级行政单位,其发展演变的过程值得做更加详细的探讨.从晚唐五代敦煌民间私人结社,到宋代吕氏<乡约>的制定与推广,再到元代社制的广泛施行,实际上暗含了政府对基层社会控制的加强与儒学教化的深入.     

原初状态：论正义的原则——对原初状态普遍性和可验性的批判

原初状态是罗尔斯为了推导出两个正义原则而定义的一个公平的讨价还价的过程,或者说是一个选择过程。无知之幕是原初状态最显著的特征。这层幕迫使人们在做出选择的时候遵循以下的原则：一是任何人都不能因为他的天生资质或者社会环境而处于一种事先有利（或者不利）的地位;二是任何人都无法选择只有利于自己的原则;三是个人倾向和偏好不会影响决定。     

基于可拓模型的高科技上市公司财务风险预警研究

高科技上市公司由于行业特点,其经营业绩容易产生波动,因此建立高科技上市公司风险预警模型一直是国内外学者研究的焦点。根据可拓学的相关理论,选取高科技上市公司的相关财务指标建立高科技上市公司财务风险可拓预警模型,运用现有公开数据对可拓预警模型加以检验,并对下一年度有可能出现风险的公司加以预警,以期望能够为投资者的决策分析和监管部门的监督管理提供理论参考。     

《道德经》英译版本的归类及思考

《道德经》是可译的,因为它的基本人文价值观是举世可接受的。《道德经》是不可译的,因为任何翻译都不可能复原原来的《道德经》的全部真谛,更不可能完全阐明道的绝对真理,不要奢望搞出一个绝对标准的英译版本。我们需要相对标准的版本来维护我华夏文化的基本标识,我们更需要不同文化语境的解读来构建文化交流的道场。在坚持辨证唯物的科学世界观的核心意识形态的同时,要以宽厚的胸怀,放下唯我独尊的架子,收集、整理、改编并出版精选的译稿,让兼容各种宗教、主义的译本架起文化沟通的桥梁,让全人类听到听懂中国人的声音,让东方先哲的和谐妙音传遍全世界。     

乡村领袖与湫神娘娘的亲密关系 ———关于地方信仰对联村组织建构作用的研究

一个颇具创意的民间仪式使乡土领袖与湫神娘娘保持着一种眷属般的亲密关系,但污染禁忌和洁净仪式又使这种关系处于亲密与敬畏之间,两者的平衡既提升了女神的权威又强化了乡土领袖的社会地位。在祭献女神仪式中,两位联村领袖代表他们的村落联合体交换羊头、相互叩拜之举,实际上完成了从信仰一体化到组织一体化的过程。研究表明地方信仰仪式是传统乡土组织的孵化器。     

证据的可反驳性——对高科技证据材料的防御

由于高科技证据材料所具有的特点,其容易造成在实体方面认识论常规错误的发生,以及程序方面剥夺被追诉人程序权利的危险,有鉴于此,应当在证据能力和证明力之外建立证据＂可反驳性＂的新属性,以防止上述危险进入刑事诉讼程序。     

怀疑论与可废止推理

怀疑论主要可以分为两种:第一种怀疑论直接否定我们获取知识的可能性;第二种怀疑论既不肯定我们获取知识的可能性,也不否定我们获取知识的可能性,而是将这个问题悬置起来。然而实际上,如果我们能证明第一种怀疑论是错误的,并由此得出肯定的结论,即我们可以获取知识,那么我们就能很容易否定第二种怀疑论。约翰·波洛克提出可废止推理思想为我们反驳怀疑论提供了宝贵的资源,它不但能帮助我们驳斥第一种怀疑论,获得肯定的结论,同时又能废止第二种怀疑论。     

基于主体可计算经济学的经济-能源-环境建模研究

基于主体可计算经济学是对传统经济政策研究方法的重大突破.针对当前经济-能源-环境领域的相关问题所表现出的复杂性特征,基于主体可计算经济学角度进行重新认识,重点阐述基于主体可计算经济学在经济-能源-环境建模过程需关注的交互作用和涌现、自适应学习机制、分叉与突变等重要主体行为特征,在此基础上,提出基于主体可计算经济学在经济-能源-环境建模的实现步骤.     

唐代京畿乡村人口数量蠡测

首都长安城内的居民结构与户口数目,是几代唐史学者关注与热烈讨论的话题,通过引入计量史学研究法,从不同角度展开的人口数量估算,直观地展示了长安户口辐凑、地狭人稠的社会特质。然而,由于城市容纳力有限,人口、资源的逸出,作为国家行政中心的长安与郊县紧密连结成为具有高度同质性的京畿区域,此区域在聚落形态上囊括城郭与城外乡、里、村。可另辟蹊径,采用乡坊合计的估算方法,对京畿区乡村的人口数量进行估算:发现唐天宝年间京畿乡村的人口总数多达150万,而乡均户数恰符合唐令百户为里,五里为乡的规定;到元和年间,乡村人口总数有所缩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