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思想来源论析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价值观为指导,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     

汉语三类非作格结果构式的 句法语义界面研究

三种类型的非作格结果构式“哭湿”类、“站累”类以及“气哭”类,在论元配置及句法结构上有差别,与它们语义上的差别有关系。直接宾语限制以及完成性的语义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非作格结果构式的论元配置,并在它们的句法结构上反映出来。三类非作格结果构式有不同的历史来源,宾语指向的非作格结果构式一部分是由广义连动式发展而来,还有一部分是动结式发展成熟后,通过概念域之间的投射产生的。主语指向的非作格结果构式则是由主体论元同指的两个不及物动词构成的连动式语法化而来的。从演变过程上看,汉语非作格结果构式经历了从合并到融合的发展变化。     

数字化变革与企业创新——知识来源视角

中国数字经济建设取得了突出成就,其飞速发展有效降低了知识获取成本,促进了信息快速流通。为了科学准确地刻画企业知识来源,文章利用丰富的专利数据,从知识来源广度、地理范围等维度构建了知识来源指标。结合2011—2018年A股上市公司微观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化变革对中国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并从知识来源的视角探讨了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变革显著并稳健地提升了企业创新绩效,在工具变量和准自然实验等稳健性检验后,结果仍然成立。知识来源在数字化变革影响企业创新的过程中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数字化变革能够通过拓展知识来源的IPC广度与地理范围、促进跨国知识转移与研发合作、提升科学关联度等方式,最终影响企业创新绩效。相比于其他类型企业,数字化变革对高知识存量、大规模、低融资约束以及高竞争行业企业具有更强的创新激励效应。本研究从知识来源视角为数字化变革影响企业创新提供了新的解释与经验证据,对新发展格局下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麻黄综合研究 Ⅰ麻黄史料考证

本文对我国麻黄的名称、植物及其医药研究史料进行考证。同时，把麻黄研究历史分为前后汉时期、两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宋元金时期、明清时期、旧中国时期和新中国时期。     

明清回族进士考略(五)

本文考证了明清时期浙江以及镶黄旗6位进士的生平、事迹及其家世,重点考述了嘉善大姓丁氏。丁氏一族自宋至今千有余年,人才辈出,如明南都工部尚书丁宾、清初诗人丁澎、云贵总督丁思孔,均出自丁氏。丁氏一族来自西域极有可能。本文还提出丁氏可能为宋时入华的中亚国王所非尔之余脉的观点,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受贿罪共犯与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界限新解

国家工作人员在将为请托人谋取利益的行为实施完毕之前,知道特定关系人索取、收受他人财物且未退还或者上交的,可以认定国家工作人员具有受贿故意,国家工作人员与特定关系人构成共同受贿,特定关系人不构成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国家工作人员在将涉及请托人利益的履职行为实施完毕之后,知道特定关系人索取、收受他人财物且未退还或者上交的,不能认定国家工作人员因具有受贿故意而构成受贿罪,此时,特定关系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行为构成利用影响力受贿罪。     

"和"词语中"和谐"义项及其文化特征

汉字"和"属于多音多义字,其"和谐"义项的词语在当今汉语运用中出现的频率比较高,这是中国和文化意识的一种反映.本文从三个方面试就其"和谐"义项的有关词语之运用与文化成因做些阐述.     

大学生内部称谓语使用情况调查——以湖南理工学院为例

大学生内部称谓形式丰富,来源广泛,是校园文化、强势媒体、地域文化、传统文化、外来文化共同作用的结果．大学生内部称谓的选择存在群体差异,与文理科、性别、年级等有一定的相关关系。称谓选择的心理动机可以分为无所谓、从众、讲求理据、创新求异等类型。     

关于年鉴内容创新的思考

年鉴是由政府主持编修的以全面、系统、准确地记述年度事物运动和发展状况为主要内容的地方性资料工具书。年鉴是编纂地方志书的必要准备和重要的资料来源,其有效信息的含量直接关系到读者诸多方面的检索需要,决定了它的实用性和权威性。年鉴作为一种信息载体以其独特的优势,越来越受到党和政府乃至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中国国际经济关系研究的一般特征和发展趋势（之二）：学者、研究机构、地区的学术影响力及研究热点——基于2000-2007年CSSCI期刊论文数据的分析

本文研究了中国国际经济关系研究领域中的学者、研究机构和地区的学术影响力,并分析了该领域的研究热点和研究趋势.本文认为我国国际经济关系研究仍然处于初步成长之中,研究队伍有待进一步培养和扩大,但是研究成果和学术影响力已有显著的提高,高校和社科院系统是研究的主力,北京是研究的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