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诗”与“神话”:民族宏大叙事升华的双翼——方棋《最后的巫歌》解读及其他

《最后的巫歌》最明显的特征表现在两个方面:史诗品质和神话性。其具体内涵体现在对家族史和民族志的精心构建上。它以一种陌生化的形式勾勒出一个民族的族群记忆和民间化的历史,以一个民族——"虎族"(土家族)的文化溯源来追寻民族文化之根。它以独特的神话叙事方式,打通了历史、现实、神性和人性的界限,以揭示文化之根本和探寻民族之未来为目的,为中国当下文坛奉献了一部难得的宏大叙事之作。这部作品丰富了当代文学叙事经验,而且努力建构起一种宏大叙事的新模式。     

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的戏剧宣传与动员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戏剧活动,充分发挥了宣传动员、团结教育的作用,使戏剧成为打击敌人、消灭敌人、争取抗战胜利的有力武器。研究和探讨当年新四军戏剧宣传与动员,有利于我们更加深入了解和掌握新四军的抗战历史,进一步推动抗日战争史的研究进展。     

基于语料库的戏剧言语英译策略研究——以《十五贯》的两种英译本为例

中国优秀戏剧作品成功译出的关键在于戏剧对白即戏剧中言语成分的翻译。以《十五贯》的2种英译本为例,用语料库的方法从语音、词汇、句子、篇章4个层面,辅音群、词汇难度、句长分布、代词以及话轮转换5个维度对英译戏剧言语进行研究,发现要保证英译戏剧言语的上口性、易懂性、简洁性和可表演性,应减少使用辅音群,避免难度较大词汇,尽量使用短句,多用一、二人称,同时重视对话轮转换的管理。     

金圣叹与李渔戏剧结构论比较

金圣叹和李渔的戏剧美学思想存在着诸多差异,反映在戏剧结构理论的探索上,他们的这种差异集中地体现在对于戏剧结构中不同艺术要素的侧重:金圣叹重视人物性格的塑造和感情的展现,并主张以塑造人物为核心来组织戏剧的结构;而李渔则更加推重故事情节的新奇,他将情节视为组织戏剧结构的中心要素。     

中外悲剧作品中"亚恋母情结"的戏剧表现

在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中 ,结束了血亲婚姻之后 ,“恋母情结”已成为人类朦胧记忆中的有罪观念。但伦理名分的严格确立 ,使没有血缘关系的继母与丈夫前妻之子的爱情关系 ,也成为非道德的畸型之恋。这种“亚恋母情结”或“亚恋子情结”的母题 ,在戏剧舞台上出现时 ,都成为纽结多种社会内容的悲剧冲突的焦点。文中以席勒、奥尼尔、曹禺的悲剧作品为对象 ,进行了论理性的比较分析与开拓性的研究。     

生态戏剧批评中的“跨物种表演”探析

与生态文学批评领域的“动物转向”相呼应,生态戏剧批评领域也出现了“跨物种表演”问题.该问题并非单纯涉及动物行为的表演,而是在动物批评研究的影响下,探讨戏剧媒介如何发挥其生态批评的功能.近十年来,生态戏剧领域的学者们从“动物参与表演”与“人类表演动物”的双向研究路径出发,反思与批评生态危机中人类与其他物种之间的关系.一方面,从真实的动物自身具有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出发,“动物参与表演”关注动物、动物性与表演的互动关联,并逐步发展为生态戏剧表演实践的固有部分,但却无法回避人类单边确立的物种等级关系;另一方面,“人类表演动物”则围绕“生成动物”与“物种剧场”两个议题,旨在挖掘动物表演者与人类表演者的内在关联性,并将之整合到各种表演情景中,人类与动物的命运由此紧密联系起来,这对于破除人类中心主义的动物伦理观意义重大.     

在场与超越:江汉平原地域史诗的精彩呈现——论达度的长篇小说《贫困时代》

达度的长篇小说《贫困时代》以长江大河般的叙事激情和山呼海啸般的雄浑气势,全景式地复现了1964—1976年的平原水乡历史。《贫困时代》是一本读起来令人感到格外亲切的书,纤毫毕现地描绘了江汉平原地域历史和风情;同时又是一部沉痛之书,"文革"期间,物质匮乏与精神贫困的双重束缚,让小说中的人们无法动弹。小说人物之间的关系多为原生态的自然性的关系,与邻为壑,争斗没有止境,生存没有尊严,的确是对"文革"历史中江汉平原水乡的世道人心的真实再现。强烈的在场感是达度小说的鲜明特征,他敢于直面苦难,揭开伤疤,将隐藏在乡野历史深处的真相在阳光下裸呈,同时,浓郁的江汉平原地域文化风情的铺陈与再现,又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真实历史的残酷性,形成叙事结构和情感表达的张力空间,由此实现了对历史在场感的审美超越。     

桂纶镁:“完美女生”成长记

桂纶镁因出演周杰伦电影处女作《不能说的秘密》而成为台湾当红的"完美女生",近期电视热播的口香糖连续广告,桂纶镁与彭于晏的"爱情联播"吊足了观众胃口……从高中就开始演绎生涯的"完美女生"终于在这个冬季捧得了金马奖最佳女主角奖杯,这也被视为桂纶镁的完美转型。从影十年高二的桂纶镁,是学校热舞社的成员,课余正好跟同学到西门町逛街买东     

景观戏剧民族之路的创意探寻

伴随着图像时代来临、视觉文化勃兴和人类视觉审美范式的嬗变,人类步入了一个景观社会和消费社会双重变奏的新历史阶段。在此背景中,传统艺术面向视觉化、景观化审美倾向的不断革新求变,成为历史的必然。20世纪以来,为应对影视媒介蓬勃发展的挑战,戏剧创作者和理论家努力突破剧场性的局限,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与实践。从文化艺术学的意义而言,它既像一块基石,以其鲜明的民族气质和典雅的美学追求标志了中国景观戏剧的诞生;又像一方路标,昭示着民族景观戏剧未来的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