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律史研究创新刍议

本文认为,传统观点把法律史当作阶级压迫史看待,掩盖了法律史的真正本质。法律在人类争取自由的艰难历程中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法律史是人类解放自身的历史”。中国法制史有三个重要特点：吏民兼治而以治吏为主,赏罚并行而以激励为先,律例并行而常以例破律。基于上述认识,作者指出有必要重新认识中华法系的地位及作用,破除西方中心主义的偏见,创建适合转型期中国国情的“中华发展法系”。     

新旧“大历史”：前提假设、范围与可能性

近年来,大卫·克里斯蒂安等人已经将“大历史”提升为一种研究过去的新方法。本文将大历史与旧大历史、也就是“普遍史”传统并列。“新”大历史或者以一种连续的神学为基础,或者建立在一种唯物主义形式之上,这种唯物主义被看作人类历史决定因素,或者起源于两者多少有些矛盾的混合。新旧大历史例示的“大跨度历史”与其说是对历史知识的贡献,不如说是这种或那种世界观的叙述化过程。在区分最大跨度历史与“仅仅是”大跨度历史过程中,在历史书写过程中满足大跨度历史要求的更好方法是更适度的尝试,例如,大跨度比较史、网络与交流史、专题史和现代化史。     

中共创建史研究的匠心之作——简评石川祯浩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史》

《中国共产党成立史》由日本学者石川祯浩先生所作。自该书出版以来,众多学者便对其中的诸多观点进行了激烈讨论。今年适逢该书出版十五周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五周年,重新审视《中国共产党成立史》的写作特点,并对其中的部分观点再探讨,对于党史研究仍然具有重要意义。     

史彭德诗论及其在1940年代中国诗坛的引进与影响

史彭德的诗论在1940年代经袁水拍、陈敬容和袁可嘉等人大量翻译而传入中国并产生影响。史彭德将他所处的时代定义为反人性的“机器时代”,寄希望于诗歌能将现代经验“融合”进“诗感性底部分”,以重建现实的象征意义。这既是诗歌以“感性”革新对“机器时代”的反抗,也是诗歌追求“现代性”的过程。一方面史彭德的诗论激起阿垅、袁水拍和陈敬容关于诗与社会(时代)关系的不同回应,另一方面他的“现代性”相关理论也呼应袁可嘉“新诗现代化”中的“综合”等关键概念。这些影响既反映了史彭德诗论在中国传播时产生的差异化轨迹,也反映了1940年代中国诗坛在引进史彭德诗论时的复杂情况和内部张力。     

心态史视角下民国广告人的社会服务——以林振彬、陆梅僧、汪英宾的生活世界为中心

民国时期,广告业作为新闻界和经济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在实务领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也在极大程度上广泛介入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一度成为推动社会进步发展的积极力量。在这个过程中,一些杰出的广告人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文章以心态史为视角,探究民国时期上海现代广告人中的杰出代表——林振彬、陆梅僧、汪英宾三人在广告业内外主要行迹,以此透视民国时期广告人的社会参与和广告业在全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在此基础上、基于全新的史料,对民国广告人心态史进行一种尝试性的探究。文章旨在说明,对于广告这样一个想在社会上建立良好声望的新兴行业而言,仅仅有专业技能是不够的,广告人的专业技能必须与社会责任相结合,才能在社会实践中实现其全部的价值。     

“口述成史”的学科意义与现实价值

新时代跨学科视阈下口述史成为历史学重要分支,给史学研究与教学带来诸多新境。“口述成史”不仅能丰富和补充史料来源,还能推动史学研究转向强调“诠释视角”,从范式革新意义上重视文本的形成路径与各方因素,甚至还能察及传统史学研究向来不太为人所关注的层面,充分关照社会底层,赋予历史新面向,深化相关领域的研究。“口述成史”因其史学属性,能够从根本上追求历史真相,并体现出独特性即“为什么”有如此口述表达。口述史因注重底层关怀,所存口述材料既能丰富社会记忆,也能全景式观察人们关于社会的认知和态度。“口述成史”对史学人才培养中的教学模式有其现实价值,不仅创新教学模式,注重学生实践能力培养,同时也献力于学生各方面综合能力的提升。     

唐宋穆斯林史实杂考

本文依据文献资料,对唐宋有关穆斯林史的几段有歧见的史料加以分析,内容涉及唐代的蕃坊、辽与大食的关系、蕃坊中蕃客的宗教信仰、蕃商社会的法律等问题,作者在引证学术界已有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圣贤与豪侠--燕赵人格精神探析

专题文章从不同角度对河北人文精神进行了历史审视。张平认为,在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唤起河北人的文化自觉意识,必将对河北文化建设进而对河北经济社会发展发挥内源性推动作用;梁世和认为,燕赵地域文化的独特性孕育了既追求圣贤之学又充溢豪侠之气的"圣贤-豪侠"人格,这一人格兼顾内圣与外王,与现代社会的发展方向颇相契合;郝晏荣认为,在近代中国文化面临历史转型的关键时刻,燕赵人文精神呈疲惫与断层之势,并未完成历史自觉意识与社会理性观念的建构;冯小红和纪兴从人文精神与地域经济近代化的辩证关系入手,认为在近代河北高阳织布业的兴起和发展中,当地独特的人文精神起了决定作用;樊孝东以传统知识分子史梦兰为个案,对其浓厚的人文关怀和囿于传统儒家文化的政教囹圄进行了探讨,认为在近代社会转型的动荡中,史梦兰弃仕归隐、闭门笃学既是个人的无奈,更是传统儒家知识分子在近代中国的矛盾宿命。     

萧奉先与萧得里底考辨

傅乐焕先生认为萧奉先与萧得里底同为一人,其说论据不够充分,存在诸多疑点,有进一步探讨之必要,萧奉先和萧得里底当各有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