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史作为方法：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以新中国工业建设口述史研究为例

“作为方法”,从涂尔干的角度出发,不过是将某种东西或路径视为获得普遍性知识的手段而已;而沿着米尔斯提倡的社会学想象力的锻造意蕴出发,则意味着如何将具体情境中的“个人困扰”转化为社会结构上的“公共议题”。借助“新中国工业建设口述史（料）”,厘清“将口述史作为方法”的两大任务：前者涉及何以可能,即如何通过个体的口头叙事及由此建构的命运共同体的集体记忆,实现我们对一个时代及其上所承载的宏观社会结构及其变迁的理解;后者关乎何以可为,研究证实,尽管有关历史或事件的口头叙事的主体是个人,但通过口述史研究能够激活命运共同体及其成员的认同感,建构起值得叙事的一个时代的社会与文化记忆,并实现代际间文化传承的历史任务。     

从《廿一史弹词》看杨慎对史传文学叙事传统的吸纳与重构

<廿一史弹词>是明代积学之士杨慎谪戍滇南时创作的一部雅俗共赏的通俗历史读物,其主要叙事优势在于对纷繁芜杂的历史事实采取"提要构元"的叙事策略.一方面,充分吸纳、合理继承史传文学叙事传统:采用"以年月为经,以事实为纬",编年体结构方式,评鸷历史事实多取正统史家观点,援引历代史书相关文献作为弹词内容;另一方面,结合弹词这种新兴艺术形式对其进行不同程度的嫁接与重构:或模仿史传论赞的体例,在开篇和篇末以引词、散场词或诗曰等形式对历史事实进行主观评价,或摆脱史传叙事语言庄重典雅的风格,语言表现趋向浅俗易懂.     

新发现麴伯雅佚诗的撰写时地及其意义--《高昌史稿·统治编》续论之二

近年来,由于负责《新中国出土墓志》(全书约30卷)的编审,参加《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全书约10卷)的整理,对此前倾注不少感情的高昌史研究用力不多。但学界师友并未因此忘记我在高昌史研究领域做的工作。不久前,陈尚君先生在北宋晏殊《类要》中发现一首高昌王     

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对文学史料的理解与运用

1恩格斯写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以下简称《起源》),其目的在于以唯物主义历史观阐述美国学者摩尔根的研究成果及其意义。因此,很多学者都将摩尔根的理论视为恩格斯研究家庭问题的基础。实际上,对恩格斯的家庭研究影响最深的学者并不是摩尔根,而是巴霍芬。甚至可以说,恩格     

开拓之举 开创之作——读《兵家法思想通论》

1孟子有言：“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在介绍和评说《兵家法思想通论》（张少瑜：《兵家法思想通论〉，人民出版社2006年11月出版。以下简称《通论》。凡引自该书只注页码）之前，得先说说它的作者张少瑜。他不是专职的法律史教师或研究者，而是一位编辑。     

王力先生在云南

王力（1900～1986年）,字了一,广西博白人。1926年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1927年,赴法国留学,攻读语言学。1931年获法国巴黎大学文学博士学位,1932年回吲,任教于清华大学、燕京大学、西南联合大学、中山大学、岭南大学。1954年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1955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并先后兼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顾问和中国语言学会名誉会长等职。先后有《中国文法学初探》、《中国现代语法》、《汉语诗律学》、《汉语史稿》、《中国语言学史》和主编的《古代汉语》等著作,为中国语言学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一部不容忽视的小说——《歧路灯》考论

清人李绿园所著《歧路灯》一直流传不广,也未受到学界应有的重视。并且在研究过程中,学者们对其争论很大。经过对有关研究资料及小说文本的认真爬梳,可以发现《歧路灯》的思想认识价值并不是很高;但在艺术上,却取得了相当突出的成就。是继《红楼梦》之后一部重要的世情小说。因此,在中国文学史乃至小说史的研究中,决不应忽视此小说。     

法的本质属性：一种学说史上的考察

“法的本质”问题是法理学或法哲学的基本问题。对法本质属性的把握需要梳理西方各法学流派以及我国的法律观念,深入反省历史上的学术弯路,审视当下的作为,才能发掘其本质内涵、目的和意义。     

口述史学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史研究

口述史学方法是研究历史的重要方法之一,对于研究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史具有重要意义。该文结合口述史学的特性,分析了兵团口述史研究的现状,对兵团口述史研究存在的问题作了阐述,指出研究队伍中缺乏专门人才,研究范围狭窄,获取资料的方法科学性不强是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要加强研究机构的合作,提高口述史研究队伍的专业化水平;在收集口述资料时尽可能保证其科学性,在研究时注意兵团口述史研究的范围及对象等。     

建构、借鉴与超越--建国以来云南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研究回顾

文章分阶段总结了建国以来云南少数民族民间文学取得的丰硕成果,并对其特点与发展趋势进行了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