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与“情”:霍松林与卜松山《原诗》研究之比较

作为中、西方叶燮《原诗》研究领域的突出代表,霍松林和卜松山两人研究的显著差异在于叶燮诗歌本体之"志"与"情"的倾向性不同,主要表现为:切入问题的角度不同,研究思维方式上的不同,理论视点上的差异和范畴阐释上的差异。霍松林以国学的功力和本土化的视野着力于唯物辩证的阐发和阶级分析的方法,挖掘叶燮诗歌"言志"之本体;卜松山则以西学的根基和跨文化的视野致力于文本细读与范畴阐释,咀嚼叶燮诗歌"缘情"之"怎是"。     

叶燮的诗歌审美思想与俄国形式主义诗学之比较

叶燮《原诗》的诗学思想和俄国形式主义诗学理论在审美发展论、审美特质论和审美创造论三个方面有许多相通之处,在二者之间进行对话沟通,揭示其相通点,对叶燮的古典诗学思想与西方现代诗学思想实现链接,使叶燮的诗学思想尽快地走向世界,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清初吴中学人序跋中的诗学观——以叶燮、尤侗、汪琬为中心

本文聚焦叶燮、尤侗、汪琬的序跋,探讨这些清初吴中学人在历史嬗变时期对中国文学的源流、系别、特征的研究状况,揭示他们的文学襟怀、视野和精神.清初吴中三大学人领悟往圣先哲之绝响,品评诗人学者的行状,抉其幽微,发其大道,穷流溯源,独探风雅之本.从文学批评史料学的角度看,这种序跋,包含了有关文学接受和诗人风格的评论,是古代文论研究的重要文献和理论资源.     

“正之积弊”与“变能启盛”——试论叶燮诗体代变之动力观

诗体代变的自律性动力是传统诗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其中积弊说的影响最大。叶燮是积弊说中从悲观的衰变转向乐观新变的关键人物,他看到了弊的自身否定性,但能正确地认识到由弊至衰的诗学价值,揭示了积弊的诗学意义,并以变能启盛的观点,肯定了诗体变体的合法性。     

从刘勰到叶燮：中国文论的体系性追求与诗性化品格

中国古代文论通常以一种感悟式、形象化的方式表达文学理论问题,从而给人留下了缺乏或缺少体系性的印象。而刘勰和叶燮却要“立家”“成一家之言”,建构宏大的理论体系,《文心雕龙》和《原诗》也都“体大而思精”。但《文心雕龙》和《原诗》都生长在中国的文化土壤上,中国古代诗意化、抒情化、形象化的文化特征也影响着刘勰和叶燮。尽管《文心雕龙》和《原诗》建构起了完整的理论框架,但同时采用了骈体化、诗意化的表达方式,从而形成了体系性追求与诗性化品格的二重性。这是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体系性,一种具有诗意性或者说用诗性语言表达的体系性,是不同于西方观念的体系性。     

海外叶燮研究综述

上个世纪,叶燮研究逐渐受到海外汉学家的广泛关注.日本的青木正儿、德国的卜松山、美国的宇文所安等学者分别发挥自己的优长,以区别于国内的视角,并借助相关理论资源和文化资源,运用独特的思维方式和治学方法,推出了各自的研究成果.总结并反思他们的研究内容、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以及存在的各种问题与不足,以给国内学者提供相应的启迪和借鉴.     

叶燮诗歌师古论——以《原诗》为中心

在吸收古往今来优秀诗歌的创作经验和审视前人师古误区的基础上,叶燮提出了他的师古之论。叶燮始终从诗歌发展流变的维度谈"师古"问题,他的诗歌师古论贯穿于其整个诗学体系的建构之中。在"师古"的前提上,他主张"识其升降";在"师古"的范围上,他倡导兼综百家;在"师古"的方法上,他注重"得其神理"。在总体上,他的师古论是比较通达的。     

论叶燮的杜诗学——以《原诗》为对象的考察

叶燮《原诗》具有精湛的理论体系和严密的逻辑思辨过程,他以杜甫为中国诗歌史的顶峰,梳理了诗史发展的基本脉络,从艺术成就、人品胸怀、诗史地位等方面对杜诗作了精微的阐释,其所体现出的时代风貌、批评方法包孕着传统诗学向现代转向的讯息.     

《原诗》诗学概念关系考辨

叶燮在《原诗》中提出了一系列诗学概念,主要涉及两大部分,一是诗学源流,有正变、盛衰、演革、因创;二是诗歌创作,在物包括理、事、情,在我包括才、胆、识、力,中间又以法相系,构建了一个完整的诗学理论体系。然出于纠正明人论诗过于极端的需要,叶氏诗歌创作论中的一些观点显得稍有偏颇,值得商榷。厘清这些纷繁复杂的概念之间的关系,以图形的方式呈现叶氏观点,并对其加以调整、修订,有助于我们清晰深透地把握叶燮的诗学观念,加深对《原诗》诗论史价值的认识。     

《汪文摘谬》与叶燮的古文观

叶燮的文论与其诗论一样,源自其本体论,并和儒家哲学以及唐宋以来占据正统地位的“文以载道”观念有着密切的联系。具体来看,叶氏的文论有尊体意识、反对摹拟等方面的内容。在对汪琬古文的具体批评中,叶燮显露出自己以字法、句法、章法为标准的文法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