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古与崇律:对南宋后期两种诗学取向的历史考察

南宋后期诗坛存在着两种诗学取向,一是尊崇古体,一是推崇律体。前者尊汉魏晋传统,后者崇唐诗传统。朱熹尊汉魏晋古诗传统,贬斥唐律,而于唐代律诗中又肯定体现古诗精神的王维、韦应物作品;叶适则崇律、崇唐诗传统。在晚宋,以上两种取向之间既紧张又融合,出现了古诗宗汉魏晋、近体学唐的分体取法趋向,对明清诗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南宋叶适思想研究概述

叶适为南宋著名的思想家、爱国政论家和溥洽学者。自60年代伊始,国内就有许多学者对叶适的思想进行研究。本文主要是把专家学者们的研究成果进行概述,同时指出叶适思想研究当中有待进一步探索的几个问题。     

叶适《诗经》研究释论

叶适的学术思想不同于正统的道学派,他的学术思想融合了事功和义理,他对《诗经》的研究和解读多有独特见解,立论新颖,论据充分,论证严密.他力辩孔子删诗说;关于《诗经》小序,也不盲目遵从和反对;主张以《诗经》立教.叶适的《诗经》学研究是宋学精神张扬的典型表现.     

叶适与涩泽荣一义利观比较研究

叶适是我国南宋时期著名的永嘉学派代表,涩泽荣一是日本近代实业之父,这两个处于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人却改变了传统儒家重义轻利,抑制工商的观点,提出要义和利相统一。文中通过对两者的义利观比较,以期为当代中国市场经济中人们树立正确的义利观提供参考。     

叶适天论及其政治观照新探

学界之前认为叶适的“天”仅仅是物质自然之天,事实上,叶适思想中的“天”更为首要的是其宗教超越性和道德性的内涵。叶适的天论思想继承了上古敬天、畏天的传统,主张顺着宗教超越意义的“帝、天”而敬天、畏天、奉天、法天;其“天德”思想及其将“德”视为天命归属之唯一根据的论断,鲜明地体现了天的道德性。此外,不同于宋代理学以“道德”统合天人时注重个人之心性与“天”相贯通的作圣之学的理论和工夫,叶适以“道德”架构的天人关系,主要是落在政治视域下“君”“臣”“民”与“天”的相互沟通。但这种沟通并不是民众心性的上达于天,而是在君臣共治的政治实践中,通过政治事业来传达的。因此,叶适的天论思想承接了上古以天论为现实政治之基础的传统,表达了君臣在保持对宗教超越之天的敬畏下,以“德”为纽带,共同构建王道政治的意涵。     

叶适的道器观及其对心性之学的批评

在浙江学派诸思想家中,叶适对程朱学派的批评是比较系统的。在道与物(器)的关系问题上,叶适的论述较薛季宣、陈亮等人详尽,认为道与器统一,而统一的基础不是道,而是物、事、器,即世界上存在的具体事物。当理学排斥见闻之知,专务内省的唯心主义认识论盛行之时,叶适提出了“内外交相成”的唯物主义认识论。叶适还从儒家经典、道统及程朱学派理论渊源等一系列问题上对程朱学派进行了驳斥。     

论叶适经制事功之学的渊源及其与理学的分歧

叶适思想学术最早可追溯到“永嘉九先生”,而其直接渊源则为由薛季宣开创、经陈傅良发展的永嘉事功之学。叶适倡导事功之学 ,主张义利统一 ,并提出了“务实而不务虚”的原则。批判传统儒家的超功利主义价值观念 ,并由此与理学学者形成了分歧与对立     

叶适与南宋反理学思潮

叶适的学术思想经历了由推崇理学到反对理学的重大转变,其晚年对理学的批判系统而深刻。他否定了理学的儒学正统地位,揭示了理学的本质,指出了理学的虚妄,批判了理学的极端化倾向,驳斥了理学的经义,又以完整的事功学说与理学抗衡。经过叶适的发展,南宋反理学思潮不仅在理论上走向成熟,而且在社会上也产生了广泛影响。     

叶适论道学与道统

在宋代新儒学运动中,道学是一个集政治文化、学术活动与思想建构于一体的复杂称谓.文章试图通过对南宋道学运动的重要参与者与代表人物叶适有关论述的梳理,呈现道学的多层面内容,以及他在儒学思想上与朱熹所确认的道统截然不同的建构.第一是梳理叶适在政治层面上为道学辩护,强调道学是起于民间的具有自主性与独立性的学术活动,其宗旨是本于公心以发公论,道学运动的合法性与正当性不仅在于排除来自官学的垄断,而且在于摈斥来自内部的独断性论说.第二是分析叶适在学术层面上对道学的界定,指出道成于学,舍学无以成道,否定在道的问题上对权威的尊崇,主张知识的习得是贯彻儒学成圣宗旨的惟一道路.第三是讨论叶适在思想层面上对儒家之道的诠释与论证,通过"总述讲学大指",针对朱熹<中庸章句序>,完整地诠释与论证了儒家之道的历史性建构、孔子述道的性质与意义,以及曾子以下直至程朱一系对于儒家之道的误读及其存在的神秘化倾向与唯我论特征.     

叶适《习学记言》对《管子》的解读

<管子>研究进入两宋后,对其文本进行深入、细腻的诠释、解读已成为时代风尚.叶适的<习学记言>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特征.他以唐虞三代之道"惟管仲知之"为出发点,对<管子>一书的思想真伪作了全面深刻的解析、评判.在此基础上,得出了"<管子>非一人之笔,亦非一时之书"的经典论断.此外,他在解读<管子>时还联系南宋的社会现实,抒发自己对时局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