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技术开发类科研院所改制后的发展评价及对策

《中共中央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颁发以后,我国的科研机构改革正式启动. 2000年8月,杭州市出台了《关于杭州市全面推进科研院所体制改革实施意见》,开始全面推进科研院所的体制改革,至2004年9所市属技术开发类（即应用型）科研院所全面完成了改制任务.现将改制后的发展情况和问题研究评价如下.     

全力搞好乡镇统计管理体制改革

今年以来，我县按照全省、全市统计工作会议精神，全面推进各项统计改革工作，积极努力地探索加强统计基层基础工作的新路子．扎实稳妥地推进乡镇统计管理体制改革工作。截至目前，全县12处乡镇和一个开发区的统计站工作人员已全部到位，编制工资和业务经费已上划．办公用房以及各种办公设施已全部配齐，已基本上实现了乡镇统计站的“垂直管理”和“综合功能”。下面是我们的一些做法和体会。     

法院调查权与公民通信自由和秘密权：何者优先？

关于法院的调查权与公民的通信自由权和秘密权之间究竟何者优先的问题,司法实践部门和法学界争议颇大。徐澜波和陈红的两篇文章就分别代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在此一并刊发,供读者参考。     

法治、司法改革与法律共同体

法治是法律之治,法律之治是以司法活动为中心而展开的,没有完善的司法就没有良好的法治。司法活动的主体实际上是法律共同体,司法改革成功与否,关键看是否能够建构中国的法律共同体并使之成为司法的决定性力量。中国的国情决定法律共同体建构的中坚力量是法学家,司法改革应使法学家阶层成为法治的中心。司法改革为法律共同体的建立提供了契机。     

从堕胎权之争看美国宪政及美国社会——以“罗伊诉韦德案”为例

"罗伊案"在美国政治生活中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由"罗伊案"引发的堕胎权之争,在美国的政界、司法界和社会各个层面掀起了轩然大波."罗伊案"和此前的"布朗案"推动了美国司法复审制度的建设进程;围绕堕胎权的问题,衍生了选择权利派和生命权利派的对抗:由对选择权和生命权的认可,加剧了美国上个世纪末的政治分野;通过"罗伊案"的推动,美国妇女运动超越了对"性自由"、男女平等等权利的诉求,在更深、更广的层面延展.     

薛暮桥：中国经济学界的“常青树”

薛暮桥，江苏无锡人，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是我国老一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杰出代表，也是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经济决策咨询工作的一位卓越的开拓者和组织领导者。他坚定地倡导和积极推动经济体制的市场取向改革，提倡和坚持国民经济稳定协调发展。他的著作《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坚持正确发展方针的启蒙教材。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对于我国改革发展中的一些重要问题，他提出过重要的政策建议。他的文章、观点，社会影响大，常常执掌着经济学论坛的主流。     

"民官比"不是影响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因素

在政治体制改革中,公务员或国家干部人数的多少并不是一个关键因素,重要的是必须把政府的社会定位(包括角色、权力和责任)划分清楚。与世界各国相比较,我国197.69∶1(或116.27∶1)的“民官比”并不高,因此,今后的政治体制改革不需要再把精力集中在“精简”上,而应按邓小平的部署,首先把党政分开和权力下放的工作做好。毕竟“小政府”是指“政府权力受限制”,而非“人数更少”;“大社会”是指“社会权利更广泛”,而非“人数更多”。     

中国出入境管理体制的抉择

近年来,出入中国边境口岸的人员和货物陡增,与国际社会出入境管理体制相比较,中国的出入境管理体制还欠完善.具体表现为专属中央管理的出入境事务由各级公安部门代为管理,公安部门的属地管辖、多层管理导致区域化壁垒、政令不畅;同时,公安、外交部门在护照管理上信息不通,多头执法,易产生管理漏洞.为与国际移民法接轨构建科学的出入境管理体制,中国应尽早出台<出入境法>;改革现有的多头管理体制,争取在北京奥运会前,逐步将全国出入境管理统一置于中央政府监管之下;利用<护照法>刚刚出台之契机,统一出入境证件种类和发放程序,增加并细化签证类别,简化出入境手续;重视人员素质提升,实现从管理职能向服务职能的目标转变.     

社会转型期司法冲突关系的理性平衡

在当前的社会转型时期,司法的法律评价与社会评价、普遍正义与个案正义、刚性与柔性、主动与被动等冲突关系,需要法官理性地加以平衡,回应社会转型时期当事人对司法的特殊需求,从而实现司法的功能。     

欧盟司法与内务:从非正式合作到制度化

自从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生效后,司法与内务合作作为欧洲联盟的第三支柱为世人所知,欧洲一体化也从原来的以经济合作为主发展到政治领域,但其实司法与内务合作并不是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首创,在此前司法与内务合作已经历了长时期的实践和探索,特莱维小组、申根协定对这一领域的发展有重要的贡献,之后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使这一领域的合作正式制度化,阿姆斯特丹条约对之有进一步发展.司法与内务合作经历了多年的发展有丰硕的成果,继续深化发展的趋势也不可阻挡,但预计今后的发展道路也将不会一帆风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