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法解释的内在规制

刑法的适用主要是通过刑法解释实现的。在司法中心立场下,刑法解释的主体为法院和法官,作为直接与个案接触的法官,其解释活动无法做到价值无涉,其"先见"势必会参与到对案件的事实认定与法律判断中。因此,要使法官在刑法解释限度要求内做出合法的司法判决,就必须树立解释者对法律文本的尊重,并对其价值取向进行合理的引导与规制。     

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司法认定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是《刑法修正案（六）》确立的新罪名。该罪在司法认定中的难点在于,区分犯罪嫌疑人是否＂明知＂,可采用事实推定的方法来判断;掩饰、隐瞒犯罪所得财物的犯罪所得应当按照狭义解释;犯罪所得收益应理解为对犯罪所得进行处理后产生的超过犯罪所得的利润;对于＂情节严重＂的量刑应当区分不同的赃物的性质来界定。     

追寻法官的智慧——读武建敏、卢拥军《审判的艺术》

司法审判是一个重要的法律实践领域,而任何实践表面上所需要的看似技巧,实际则是主体的智慧。武建敏、卢拥军所著《审判的艺术》（人民出版社2009年2月出版）为法官们揭示了司法审判对实践智慧的需求,这部著作简约平实,却不乏深刻的思想判断。     

刑事和解的价值

从理论价值而言,刑事和解既与政治哲学中的"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理论"、"主体性理论"等遥相呼应,又和经济学中的"经济人"假设、心理学中的宽恕理论、叙事心理治疗以及不同的文化背景等有着理论上的密切渊源;既直接涉及刑事诉讼中的具体制度的设计,又昭示着刑事法今后的发展趋势,因此,是一个极具有理论研究价值的课题。司法实践中,各式各样不规范的刑事和解比比皆是,期待理论的界定、梳理和规制方案。因此,刑事和解研究对于司法制度的实践价值是显而易见的。     

北洋政府时期边疆省区的司法改革及特殊政策论析

在北洋政府时期,先是袁世凯推行封建专制的复古政策,随后国家分裂、军阀割据,边疆地区以组建现代法院制度核心的司法改革几乎鲜有进展.稍足以称道的是,在热河、察哈尔和绥远等特别区域实行了一定现代性的审判处制度,在土流同治(旗县)并存地区则推行流官兼理司法制度,为后来筹设正式法院和改土归流作了一定的准备.北洋政府基于适应边疆地区的实际与维护国家法制的统一之考量,在边疆民族地区的司法依据和法律适用、司法体制和法律组织,以及司法人员职业化建设等方面,出台了一些特殊政策.但历史局限性非常明显,可谓守成有余、开创性不足.     

侦查程序构造的现代化转型

侦查程序的传统构造以对侦查效率的强烈追求和对犯罪嫌疑人权利的普遍限制为特征.与刑事公诉领域和刑事审判领域高昂的改革热情和积极的改革举措相比,刑事侦查程序的改革相对滞后,试图通过立法强行推进侦查程序构造现代化转型的努力遭遇了巨大的阻力.制约侦查程序现代化转型的因素不只是犯罪控制任务的巨大压力,传统侦查理念的影响、侦查手段的落后等同样是重要的原因.侦查程序改革的滞后严重制约了整个司法现代化的进程,刑事司法程序的现代化需要侦查程序构造改革同步进行.而推进侦查程序构造的现代化转型需要加速侦查理念的变革与侦查程序的立法改革,需要用现代科学技术武装侦查机关.     

论社会权裁判的方式及其理由

通过裁判对社会权予以保障是相当普遍的现象,但是不同国家或地区通过裁判对社会权予以保障的方式却有所差异.反对社会权可裁判性的理由不是社会权的可诉性,而是法院对裁判方式的选择.不同的裁判方式必须符合其国家或地区的宪法理念、宪政体制与司法传统.     

论设立中公司应当具有诉讼当事人资格

设立中公司具有相对独立的财产和机构,符合＂其他组织＂的构成要件,因而赋予其当事人资格具有内在正当性。而从合同相对性、纠纷解决实效性等角度看,有必要赋予设立中公司当事人资格,这不仅符合实体法和程序法的基本价值取向,也有利于满足司法实践的具体要求。     

法教义学的法律思维与司法形式主义

司法形式主义与法教义学的法律思维因共享形式性、逻辑性和程序性而高度谋合、意出同源,二者因缘际会,合理而高效地维护着法律安定和司法正义。法教义学的法律思维乃具体层面的司法技术,它安全又极易操作,它应成为我国当下司法的首选方法;司法形式主义则是抽象层面的司法理念,它是实现实质正义的前提和基础,它应成为我国当下司法的元标准、元理念。因之,坚守司法形式主义理念与教义学的方法应是我国当下司法的优良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