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阮籍的济世志

长期以来,人们对阮籍的关注多在其傲世睨物、指斥名教、耽酒荒放、遗落世事的思想旨趣和人格形象上。其实,细观阮籍一生的为文和为人,深入其骨髓的依然是儒家济世安邦的理想和雄心。尽管世事多舛,他的内心也充满了矛盾和痛苦,但始终没有放弃济世之志,体现出一个正直的封建知识分子的良知和社会责任感。     

司马昭经略关中——重读《三国志》的一点浅见

在给历史专业高年级学生讲授《魏晋南北朝史专题研究》时,不得不讲蜀魏对关陇地区的争夺战,尤其是在曹魏后期,司马氏代魏的过程中,魏高贵乡公曹髦临死前说的话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也,一直不绝于耳,似哀叹,似悲声,更是无奈之举。从表面上看,这句话十分明了,但细想似有失公允,它只是曹髦的一面之辞,并不能反映事物发展的本来面貌。故又重读《三国志》有关纪、传及今人著述,将所想之大略,攥成小文,以申管见,就教方家。     

也谈阮籍的政治态度

对于阮籍争论的焦点多集中于他的政治态度。或曰同情和支持曹魏集团 ,“鄙晋”而弃司马氏集团 ,或曰“处处为司马氏着想”“站到新政权一边”。实际上 ,他对两大统治集团都有某种疏离。对于时政 ,阮籍有是非观念与政治态度。却采取韬晦退避的方式 ,将是非与态度隐藏起来 ,在生存夹缝中虚与委蛇。     

钟会反司马氏考论

魏景元年间,钟会、邓艾率兵分路伐蜀。邓艾灭蜀后不久因钟会等上书被收捕。钟会到成都后起兵反司马氏,但迅速失败。钟会走上反司马氏之路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司马昭周围有部分重要人士不信任甚至反对他,他也明白终不能真正得到司马昭信任,且功多之后对司马昭忧惧之心转盛,而其在蜀灭、邓艾被擒后重兵在握时又不甘心再受迫于司马昭。钟会举事若选择其他更适当时机——比如在邓艾入阴平、诸葛绪槛车征还后,即遣人联络姜维而举事——这样成功可能性会大些。     

陆机,放不下出身的“包袱”

一个人的出身是无法选择的。如果生于权贵之家,人生或许相对容易一些,如果出身寒素,就必须面对残酷的现实。不过,好在一个人的处世态度是可以选择的。你可以选择接受残酷的现实,尽量让自己生活得轻松一点,也可以选择在心中坚持自己的高傲,为此不惜一次又一次地与现实发生冲突。西晋的大诗人陆机,偏偏选择了后者。     

司马氏晋国号考说

一般以为 ,司马氏晋国号来自司马氏籍贯“温县本晋地”。然而考诸魏晋禅代的史实 ,司马昭之封爵高都侯、高都公、晋公、晋王 ,都是做的“代汉者当涂高”谶文“高”字的文章 ,“晋”实际上是司马昭特别挑出来、以求合于符谶的美号 ;又司马昭欲应“代汉者当涂高”之谶 ,还隐含了以晋承汉、不承认汉魏禅代的心态     

曹魏时期司马氏霸府的形成与机构设置考论

魏晋禅代,司马氏霸府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对司马氏霸府的形成及府僚、机构建制、运作方式作了探讨,研究表明其霸府机构设置有三个特点:一是职主禁卫的中卫将军及骁骑将军的设置,二是参战的设立,三是霸府诸曹十分完备。其运作方式主要表现为朝官的幕僚化、霸府僚佐的官与职之间权限界定上保持着相当的含混性两个方面。     

论酒与阮籍的仕宦生涯

阮籍的名字,在中国文化史与中国文学史上均不可或缺。但其仕宦生涯恰值司马氏篡魏的年代,便有阮籍“偏向司马氏”之论,对一代名士的人格不无贬损。考究阮籍的仕宦行状,可知阮籍从事司马氏父子十数年,乃时势迫其然,且未见什么“偏向”踪迹。其间,酒作为阮籍与司马氏父子周旋的舞台导具,演出的是令人荡气回肠的人生悲剧,从而使阮籍在无可奈何中避免了政治迫害,得享天年而长醉不醒。     

易代之际的悲愤与自责——阮籍《首阳山赋》发微

阮籍《首阳山赋》的关键在于批评伯夷、叔齐的二段文字,文章根据有关史料及阮籍相关作品,认为这段文字表面上是批评伯夷、叔齐,实际上是阮籍表达强烈的悲愤和深刻的自责。阮籍在司马师废魏帝曹芳、立高贵乡公时被加官晋爵,不得已与司马氏合作,他身前身后的名声可能受到污损,因此才发此愤激之言自责。此赋反映了阮籍在魏晋易代之际反对司马氏的政治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