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李商隐诗典的“以兴统比”——以相如文君典故为例

唐人在运用相如与文君典故时,通常歌咏相如与文君的爱情,指责相如喜新厌旧,或为之翻案。李商隐诗则另立新意,将所涉司马相如与文君典故的故事情节解析后又重构,生成新的情节,变传统的“以比统兴”为“以兴统比”,在技巧和寓意方面超越了前人。     

“劝百讽一“发微

从先秦到西汉时期,人们普遍认为美刺讽谏是文艺的根本功能。西汉时期的辞赋创作,就是以讽谏文艺观作为指导思想。司马相如生活在汉家走向盛世的凯歌声中,凭借诗人对时代精神的特殊敏感,他意识到大汉盛世正向他走来,为此他创作了歌颂大汉天子声威和汉家盛世气象的《子虚赋》、《上林赋》,而他在理性上所接受的又是讽谏艺术观,这种文学观念使他在大赋结尾之处加上托讽之笔,由此形成汉赋“劝百讽一”的典型艺术结构。汉赋“劝百讽一”现象,反映了文艺理论建设落后于创作实践的窘困。直到东汉,班固才在《两都赋序》中提出可以用汉赋来润色鸿业的文艺新观念。     

关于《封禅文》、《剧秦美新》和《典引》的一点思考

司马相如、扬雄和班固是汉代散体大赋最富盛名的作者,他们还于不同时期创作了同属“符命”文体的《封禅文》、《剧秦美新》和《典引》。但囿于各自不同的时代背景、性情际遇和文学主张,所以这三篇“符命”文章的写作情况和思想意识也各有不同。《封禅文》是司马相如在寂寞闲居中向汉武帝表达的忠心,《剧秦关新》是扬雄在“王莽新政”热潮的冲击下既惑又惧的违心之作,《典引》是班固欲纠前者之谬以颂汉功汉德的典正纯美。总体而言,《封禅文》。《剧秦美新》和《典引》与作者各自散体大赋所采用的讽谏方式相仿佛,因此都可视为汉代士人在制度和规范下创作心态的读本之一。     

司马相如“骚体制歌”考

《文心雕龙》在论及汉代乐府创制与生产的情况时,指出"朱马以骚体制歌",其中"朱"指朱买臣,"马"指司马相如。汉代文人有很多摹拟"骚体"的文学创作,司马相如在文学创作中对"骚体"有着较为熟练的掌握,骚体赋在他的赋作中有着特殊的地位。《郊祀歌》十九章是汉乐府中的重要篇章,关于这些篇章作者的归属,目前尚存在诸多争议。本文通过考辨,推测其中的《朝陇首》和《天马》(其一)两首大致可以认定为司马相如创制。     

汉《郊祀歌》作者考——兼谈司马相如的诗人身份及其诗体创作

司马相如是汉代文学的代表作家,以往学者研究司马相如多集中在讨论其人其赋,忽略了其于诗歌方面的创作。本文从《郊祀歌》入手,通过对传世文献的搜集考证,分析司马相如作品与《郊祀歌》的一致之处,进而论证司马相如是《郊祀歌》的作者之一,表明其不仅是汉代的赋家,亦是诗家。《郊祀歌》是先秦礼乐制度于汉时继承和创新的表现,司马相如《郊祀歌》对汉诗体裁的开拓以及对后世"郊庙歌辞"诗歌类型的构建,体现出司马相如的诗体创作在中国诗歌史、文学史中独特的地位。     

王培荀的司马相如“实今之蓬州人”说考论

从今蓬安县及相邻地区的大量有关司马相如的地名、文物、诗文、题记以及司马相如的辞赋和《史记》中有关论述的考证、分析、推论 ,证明清人王培荀提出的司马相如“实今之蓬州人 ,后迁成都、又居临邛”的观点是正确的。     

困境中的无奈与抗争——对司马相如奋斗历程的重新解读

"文章西汉两司马",被誉为西汉文章巨擘之一的司马相如,赋才旷世莫比,然而早年却不受重用,壮志难酬。一般而言,在古代出生寒微的文人志士欲发迹,往往要寻求到强有力的经济支柱以翊赞其进入仕途,士人之遇与不遇,除了自身的才能学识之外,客观条件也同等重要,经济方面常常尤为关键。生当循此道之世的寒士司马相如也不例外,要在物质条件得到满足之后,才能全力以赴更高的价值追求。司马相如早年以不同寻常的方式进行的一系列奋斗与抗争,以赀为郎、离京入梁、琴挑文君等皆当为司马相如在困境下试图摆脱物质樊笼,寻求理想新人生的尝试与探索。     

制度转型与赋圣司马相如的崛起

汉景帝、汉武帝之世,正是中国历史由分封制走向郡县制的关键时期。"七国之乱"爆发,迫使汉帝国寻找削弱诸侯王的有效途径。司马相如用当时流行的赋体创作了长篇巨制《天子游猎赋》(即《子虚上林赋》),歌颂汉天子对诸侯王的征服,歌颂汉帝国的统一、强大、文明和昌盛,反映了历史转折时期的面貌,因而甚得汉武帝青睐。司马相如因此成为汉赋的代表作家,也成为赋体文学的代表作家,被后人尊为"赋圣"。司马迁等人褒扬相如赋与《诗经》一样具有讽谏精神,扬雄等人却指责相如赋"劝百讽一",失去了讽谏之义,其实都没有领悟到《天子游猎赋》宏大的政治主题。     

司马相如和汉武帝时代的西南开发

本文从新的角度去重新审视和解读中国文学史上的著名人物司马相如和他的作品《喻巴蜀檄》、《难蜀父老》，指出司马相如除辞赋创作上的成就以外，还有在汉武帝时代开发西南的历史进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和作出的历史贡献。     

论司马相如的儒家思想

汉初许多士人从诸侯之师友、宾客变为有固定职责的朝廷官吏,其思想逐渐从自由博杂走向尊崇儒学.汉赋从藩国走向中央,其兴盛、篇章体制、创作目的等与当时兴起的儒学密切相关.司马相如初以战国策士的心态、强烈的功名欲求.先侍从景帝,未能如愿;后游梁失败,宣告了他游士人生的结束.受时势的影响,他接受文翁之遣"东受七经".经过儒家思想的洗礼,他从极具战国策士之风的游士变为汉赋代表作家.其文多有称引经义之处,自始自终为大汉政治服务.既赞扬大一统,将帝王神圣化,又始终以讽谏为旨归,以堆护西汉帝国的长治久安.其思想不是与儒家大相径庭,而是完全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