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量与量度——国际合作达致的因素解构

全球化时代,不断涌现的全球性治理议题对各个治理领域的国际合作提出了迫切的需求。从法经济学角度分析,国际合作达致的因素包括合作收益、合作可自我实施以及自我逐利行为受约束等。各领域的国际合作在成功程度上存在明显差别,其原因是影响国际合作的因素存在"质"和"量"两个方面的差别。一方面,国际合作影响因素存在一定的顺序排列,合作收益、合作效力与合作机制因素集群之间的排序可能造成不同领域国际合作的程度差别;另一方面,国际合作的影响因素呈现程度的差别,合作收益、合作效力以及合作机制因素集群各自积累的程度会影响具体领域国际合作的水平。从国际合作达致因素的变量和量度的分析对国际合作实践和理论有丰富的启示意义。     

迈向新时代的中日经济关系：机遇与挑战

中国和日本都进入新时代,而今年国家主席习近平还可能对日本进行国事访问,届时中日关系将进入新时代,多重的新时代为中日经贸合作开辟了更广阔的前景。但与此同时,逆全球化、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和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也给中日经贸关系提出了新的挑战,未来的中日经济关系可谓机遇与挑战并存。面对复杂多变的局面,进一步强化中日经贸合作是中日两国的最佳选项。我们应当充分认识到中美战略博弈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学会变"危"为"机"。在共同抗击疫情过程中,中日两国人民守望相助,疫情拉近了两国人民的关系,这为中日经贸合作向纵深发展营造了更好的环境。中日两国在双边贸易、双边投资、财政金融合作、第三方市场合作以及区域经济一体化等领域的合作空间极为广阔,特别是在数字经济、人工智能领域以及新型传染病防控、应对老龄化社会等方面的合作更是大有可为,迈向新时代的中日经济关系会更加行稳致远。     

我国外国法查明的实践困境与破解路径——基于43个海事案例的实证分析

外国法查明一直是困扰我国涉外民商事审判的一个难题,海事诉讼中尤甚.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背景下,聚焦我国近5年涉外国法查明的43个海事案例进行实证分析,可知目前我国海事诉讼中外国法查明面临查明效果不佳、查明主体不明、查明途径单一、查明判例法困难等困境,其中的原因既有司法的消极、立法的不足,亦有国际合作机制的不力.为破解困境,需进行以下调整和改革:应秉持开放包容的司法理念平等对待和积极查明外国法;修改完善外国法查明的法律规定;借由民间合作机制拓展外国法查明国际合作机制.     

“一带一路”之亚投行贷款条件的设计理路

传统国际金融组织贷款"条件性"的干预性和强制性特点,有违背国际法上的不干涉原则之嫌,存在合法性危机。由发展中国家主导成立的亚投行,标志着多边开发银行的发展进入了新时期,作为"一带一路"建设融资的主要平台,亚投行贷款条件的合理设置关乎银行和借款国投资项目的可持续发展和"共赢"国际法治的推进。当前,亚投行发布的《AIIB协定》和《AIIB主权支持贷款条件通则》是涉及贷款条件规定的两个主要法律文件,前者为贷款条件作出了原则性规定,后者为贷款条件提供了选择性规定。在此基础之上,亚投行贷款条件应实现以"共赢"国际法为导向,兼顾系统性与相关性、自主性与灵活性、效果性与合规性,以规范其形式的发展理路,促使其向"善治"需求之"良法"转型。     

亚投行快速扩围

近期亚投行的快速扩围,既说明其对推动亚洲乃至全球经济发展的价值被认可,也是中国影响力和发展前景被看好的体现。如果说此前亚投行面临的考验是能否吸引更多国家加盟,那么随着参与者日益增多,它要应对的挑战也变了。如何在规范和效率间取得平衡是亚投行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规则和治理模式可能不合国际规范,一直是一些发达经济体对亚投行持保留态度的理由。尽管中国官方多次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