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基础教育政策变迁历程、逻辑及展望

[提要]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民族基础教育政策的发展大体经历了普及初等教育主导下构建民族基础教育管理体系（1949-1980年）、教育体制改革背景下健全民族基础教育补偿体系（1981-1991年）、以实现“两基”为前提构建民族基础教育法治体系（1992-2001年）、以民族团结进步教育为主要方式构建道德教育体系（2002-2014年）、以特色发展为工作重点挖掘民族基础教育文化体系（2015年至今）五个阶段。呈现出从“补偿体系健全”到“文化体系挖掘”，坚持“优惠与特色”为主要特征的“政策—理念”演进逻辑；从“教育规律遵循”到“民族政策贯彻”，坚持“教育政策贯彻与民族政策宣传”并重的“政策—环境”演进逻辑；从“管理体系建构”到“法治体系完善”，坚持“政府主导，民众参与”为特点的“政策—行动”演进逻辑。面对新时代背景与发展机遇，民族基础教育政策要坚持特色发展，引导政策理念向“文化性与人本性”的回归；遵循政策规律，创设“教育规律与民族工作规律”共显的政策环境；坚持良法善治，采取“政府主导与民众参与”的政策行动，助推民族基础教育实现优质均衡发展。     

迈向新时代的中日经济关系：机遇与挑战

中国和日本都进入新时代,而今年国家主席习近平还可能对日本进行国事访问,届时中日关系将进入新时代,多重的新时代为中日经贸合作开辟了更广阔的前景。但与此同时,逆全球化、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和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也给中日经贸关系提出了新的挑战,未来的中日经济关系可谓机遇与挑战并存。面对复杂多变的局面,进一步强化中日经贸合作是中日两国的最佳选项。我们应当充分认识到中美战略博弈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学会变"危"为"机"。在共同抗击疫情过程中,中日两国人民守望相助,疫情拉近了两国人民的关系,这为中日经贸合作向纵深发展营造了更好的环境。中日两国在双边贸易、双边投资、财政金融合作、第三方市场合作以及区域经济一体化等领域的合作空间极为广阔,特别是在数字经济、人工智能领域以及新型传染病防控、应对老龄化社会等方面的合作更是大有可为,迈向新时代的中日经济关系会更加行稳致远。     

我国外国法查明的实践困境与破解路径——基于43个海事案例的实证分析

外国法查明一直是困扰我国涉外民商事审判的一个难题,海事诉讼中尤甚.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背景下,聚焦我国近5年涉外国法查明的43个海事案例进行实证分析,可知目前我国海事诉讼中外国法查明面临查明效果不佳、查明主体不明、查明途径单一、查明判例法困难等困境,其中的原因既有司法的消极、立法的不足,亦有国际合作机制的不力.为破解困境,需进行以下调整和改革:应秉持开放包容的司法理念平等对待和积极查明外国法;修改完善外国法查明的法律规定;借由民间合作机制拓展外国法查明国际合作机制.     

亚投行快速扩围

近期亚投行的快速扩围,既说明其对推动亚洲乃至全球经济发展的价值被认可,也是中国影响力和发展前景被看好的体现。如果说此前亚投行面临的考验是能否吸引更多国家加盟,那么随着参与者日益增多,它要应对的挑战也变了。如何在规范和效率间取得平衡是亚投行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规则和治理模式可能不合国际规范,一直是一些发达经济体对亚投行持保留态度的理由。尽管中国官方多次强     

全球化与中东现代化进程—兼议沙特现代化面临的挑战

二战后，阿拉伯国家相继走上政治独立，有了自主发展民族经济、改变长期落后面貌的国际大环境。经几十年的努力，虽有发展，甚至一些产油国的现代化进程很快，但整个阿拉伯世界的发展水平参差不齐，也未能与世界同步，在种种不利因素影响下，在经济全球化中的地位有可能被边缘化，面对这一不利的发展趋势，阿拉伯人只有加强区域经济合作，扬长避短，积极主动投身于全球化大潮中，才能由被动变主动，最终摘掉落后的帽子。     

制裁下的伊拉克-伊拉克见闻之一

两伊战争、海湾战争、沙漠之狐行动以及10年经济制裁,给伊拉克带来了什么?真是不看不知道,如今的伊拉克已是满目苍夷,基础设施遭严重毁坏,直接损失达1200亿美元,人道主义状况惨不忍睹,社会生活一片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