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位淘汰制的合法性分析

末位淘汰制是绩效管理中一种行之有效但又饱受争议的管理技术。在《劳动合同法》背景下，末位淘汰制的合法性必然受到影响，企业运用人力资源管理技术的行为也随之受到规范。因而，将末位淘汰制置于此法律环境中进行分析，探讨其合法性和适用性，对优化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具有重要意义。     

浅析我国政治合法性的演变

本文选取了我国千年政治史上的三个重要阶段,对我国政治合法性不同时期的内涵与其演变做了一个简要分析。文章通过历史分析法,比较研究法大致理清了我国政治合法性发展的脉络,展示了我国政治合法性内涵的演变进程,同时也从合法性理论中,试探性的发掘了一个社会进步与发展的真理。     

浅谈组织合法性

合法性机制作为新制度主义学派的核心概念之一,越来越受到学界的重视与推崇,成为组织个体建设中的主要内涵,本文从合法性机制的概念出发,并以此为基点讨论合法性机制实行的现实意义,解释组织行为方式,为组织建设发展提供理论根基。     

当代中国政治合法性建设的演变

从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一直在着力加强政治合法性。第一代领导人以意识形态的合法化为主,主要依赖于领导人的个人品质,第二代领导人以依法治国和经济绩效为主,第三代领导人主要以加强政党执政的合法性建设为主,第四代领导人主要是民主建设为主的政治合法性建设历程。由于经济全球化和社会转型的影响,中国的政治合法性面临挑战,因此需完善社会主义法制,改革行政管理体制,促进公民积极参与,融入国家化浪潮等方式来加强中国的政治合法性。     

从吉尔吉斯斯坦政变看政府合法性的构建

政府合法性既是民众对政府的一种心理认同，又是一种行为接受，如果政府不能有效地满足“被领导者”的要求，就会出现合法性危机。此次吉尔吉斯政变不仅有合利益性缺失、社会异质度高、政治精英失范等内部原因，更有美俄力量角逐等外部原因。所以，政府合法性要在增强政权有效性、“刻写一反刻写”的合法性求证和坚持本土化的民族发展模式中进行构建。     

合法性机制转型与我国政府福利责任承诺变迁

通过对建国以来56项社会福利制度文本的内容分析可以发现,由于不同时期执政合法性机制不同,政府的福利责任承诺也大相径庭.建国初期,依靠“意识形态+政绩”的合法性机制,政府承担着“广覆盖、低水平、有等差”的福利责任,以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1957-1977年,国家转以“意识形态+克里斯马”合法性机制为主,福利责任受到忽视;1978-1989年,合法性机制又自意识形态转向政绩,政府恢复福利责任以激励经济重建；1990-1999年则主要依赖政绩合法性机制,强调个人通过市场获得福利；2000年以来,为了促进社会公平,我国逐步确立了“民生为本”的合法性机制,政府责任趋强,福利模式亦从补缺型转向适度普惠型,并鼓励多元主体共同承担福利责任.     

中国哲学还是中国思想——也谈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危机

西学东渐以来,中国学术始终面临着合法性危机。上个世纪初,中国学者以胡适和冯友兰为代表,按照西方哲学的概念系统疏理中国的文献典籍,形成了中国哲学史这门学科。然而,中国哲学却不断地遭遇究竟是不是哲学的难题。不过,我们不妨以"思想"概念来取代广义的哲学概念,认为西方思想采取哲学思路的特殊方式,于是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中国思想具有什么样的特殊方式?然而真正关键的问题乃在于中国哲学是否具有应对当今时代之现实问题的潜力。     

执政为民的伟大宣言

十六大报告是执政为民的伟大宣言。党的执政地位的合法性要以先进性来保证,先进性要通过执政为民来体现,这就要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实践"三个代表",并把"三个代表"作为检验执政为民的标准。     

后现代的真实

后现代社会的生存和发展更多地依赖信息,而信息的交流又牵涉到语言的掌握和运用。利奥塔尔采用语用学的方法分析问题,我们所处的社会关系问题实际上是提问的语言游戏,后现代科学只能通过语言的误构构筑合法化的基础。因此,后现代知识的目的仍在追求真实,即通过"语言游戏"而产生真理。但由于利奥塔尔对语言作了技术性处理,过于强调语言的异质性以及对思辨叙事合法性的怀疑,这就已经背离了其理论的初衷。     

试析柏拉图对“知识合法性”的逻辑论证

在讨论世界的本原和逻辑起点问题上,自然哲学家的观点表明,他们实际上走的是从经验到一般的认识路线.而柏拉图则是从一般到事实,通过"理念论",论证了知识普遍必然性和客观有效性的客观依据,解决了"知识何以可能"的逻辑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