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门研究视角的解读

伴随着20世纪末全球范围出现的第三部门蓬勃兴起的新现象,“第三部门”成了世界性的话语。与之相适应,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对第三部门的研究。在最初的关于第三部门的定义、分类、作用和意义等基本问题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了研究视角。综合分析来看,其研究视角主要包括了五个方面:基于第三部门合法性的研究;基于第三部门与政府的关系的分析;基于第三部门与政府关系价值取向上的分析;基于微观的第三部门有效运作的分析以及基于第三部门的国际比较分析研究等等。     

哈贝马斯对晚期资本主义"合法性危机"的解决路径及其启示——从商谈伦理视角看

本文从哈贝马斯对晚期资本主义"合法性危机"的考察着手,对其"商谈伦理"作为合法性危机解决途径的可行性进行了分析。哈贝马斯认为要解决合法性危机的根本途径在于理想的言语话语环境下重建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     

推行人力资本出资形式需研究的几个法律问题

推行人力资本出资多形式意义非常重大。在制度上需要建构一套完整的体系,这套体系需要包括:人力资本认定要件、人力资本作价方式、人力资本出资范围、人力资本出资比例、人力资本出资转让、人力资本退出机制、人力资本清算程序等内容。人力资本出资形式的研究主要涉及四个方面的法律问题:出资形式的合法性问题、出资额评估方法选择问题、出资法律责任承担问题、出资风险预防问题。     

中国哲学和哲学在中国--关于中国哲学"合法性"的讨论

本文认为 ,对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研讨 ,关乎中国哲学研究的核心。胡适和冯友兰作为“中国哲学”的主要奠基人 ,他们的工作从一开始即面临着严重的合法性危机。近年来学者们对这一问题的分析 ,正是从对胡适和冯友兰模式的反思开始。在当前情况下 ,我们关注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 ,就是要充分关注中国思想的特殊性 ,以便在“哲学”的视域 ,发现更多中国人在方法论和价值观上的独特之处     

大众文化合法性的取得及其理论资源

冲破传统美学和现代主义美学的理论假设和偏见,西方后现代主义、实用主义美学和文化研究理论从不同的视角,运用不同的方法对大众文化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辩护,从而为大众文化合法性的取得提供了新的理论模式。     

对民事法律行为的重新思考

我国《民法通则》将民事法律行为界定为合法行为是理论上的一个失误，它导致了民法学理论的冲突和认识的混乱，也违背了逻辑规则。应该对民事法律行为概念重新认识。合法性并非民事法律行为的本质特征、必备要素和成立要件，只能把合法性作为国家对当事人民事法律行为的法律评价和法律控制的生效要件来对待。意思表示才是民事法律行为的核心要素和本质特征。在现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阶段，强调民事法律行为的意思表示要素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它有利于激发民事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符合现代法治的基本精神。而取消民事法律行为的合法性要件是现代市场经济发展和人类认识发展相统一的必然结果。     

合理性与合法性:现代化的两块基石

在实现经济现代化方面,起至关重要作用的两大决定性因素就是市场和企业组织。但是,市场和企业的正常运作却离不开公共行政的相对独立及其作用。实际上,现代市场、现代企业组织、相对独立于政治的公共行政这三者之间,不仅存在着产生和发展上的共时性,而且在相互关系上也存在着内在的和必然的逻辑联系,从而推动了现代经济的迅速发展。这种内在联系来自三者的共同基础,这就是合理性和合法性。因此,合理性和合法性是现代化的逻辑基础,也可以把合理性和合法性看成是衡量现代化程度的两项主要尺度。     

关于“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两点思考

进入新世纪以来 ,国内学界出现了关于“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讨论并引起了较为广泛的关注。在一定意义上 ,这场讨论关涉到的问题对面向 2 1世纪重新反省中国哲学作为一个现代学科产生、发展的历程 ,在挺立民族文化精神之主体性的基础上 ,建构更能充分体现中国文化之精神特质的“中国哲学”确乎具有积极意义。但是 ,对“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所呈现出来的复杂性 ,我们亦应予以更多的关注。本文拟在学界有关讨论的基础上从 2 0世纪中国哲学自身的发展及当代西方哲学发展转进两个方面对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试作进一步的探讨 ,以求正于专家学者     

邓小平执政党伦理建设思想初探

邓小平针对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共产党在伦理层面所面临的政治合法性与统治权威性的双重挑战,在吸收中西方伦理思想合理成分以及在对苏联和东欧共产党执政伦理建设方面教训反思的基础上,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执政党伦理建设的理论,并逐步形成了关于执政党伦理建设的崭新的思想体系。     

“三个代表”与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超越

对“合法性”的政治学的概念解析,是分析执政党合法性的基础;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如何坚持和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是时代赋予的一大课题,而江泽民同志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回答了新世纪“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如何建党”这一重大问题。坚持、贯彻“三个代表”,为增强党的执政能力,提高领导水平,强化执政的合法性提供了理论和现实的依据。落实“三个代表”,实现执政党的合法性的超越,必须处理好四大关系,这是一个长期曲折的历史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