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合法性、区域同构与企业慈善捐赠行为研究——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的实证

采用我国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组织外部环境所产生的制度压力与企业慈善捐赠的关系,以及企业可见性与盈利能力对这种关系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所处区域的慈善捐赠水平正向影响企业的慈善捐赠水平;企业的可见性和盈利能力显著影响调节区域慈善捐赠和企业慈善捐赠水平之间的关系。这样的结论表明,企业所处区域的慈善捐赠活动会形成区域道德合法性标准和区域同构的制度压力,从而驱动企业从众于区域内的其他企业的慈善捐赠行为和捐赠水平;同时企业所处区域慈善捐赠与企业慈善捐赠水平的关系会随着企业可见性和盈利能力的提高而显著增强,因为公众对高可见性或高盈利能力的企业会有更高的道德合法性的期望和压力,企业为了获得这种道德合法性和缓解这种制度压力,会更愿意满足区域慈善捐赠所形成的道德合法性标准。     

新形势下加强党的领导刍议

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具有合法性基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于长期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加强党的领导最为重要的是要不断巩固和扩大执政基础,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党的领导是最根本的保证。     

早期儒家的“合法性”思想及其影响--从《论语·子谓韶章》说起

在政治哲学的视域中,孔子在《论语·八佾篇》中对《韶》《武》的评价,实质上是对武王伐纣的合法性的评价。孔子认为,武王伐纣具备“实质合法性”,但在“形式合法性”方面有所欠缺。孟子和后世儒家继承了孔子合法理论中“实质合法性”这一维度,忽视了“形式的合法性”这一维度,使儒家合法性理论不免有所欠缺且易沦为单纯替统治者辩护的理论。     

政务诚信的理论确证

政务诚信可以从公仆理论、社会契约理论、政治德性理论和政治合法性理论中找到根据。公仆理论揭示了政务人员与人民群众之间的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状态,内在要求作为公仆的政务人员要积极履行政务诚信的天然职责。社会契约理论的逻辑前提、逻辑中介和逻辑归宿都确证着政务诚信。政治德性理论表明政治与道德不能无涉,它折射出作为政治德性之重要内容的政务诚信在政治生活中的无法回避性和不可割舍性。按照政治合法性理论的内在逻辑,政务诚信是政治合法性的可靠基础和重要来源,任何执政者若想具有坚实的政治合法性根基和避免政治合法性危机,就要做到政务诚信。     

刑事诉讼行为的三重评价:成立性、合法性和有效性

刑事诉讼行为的概念并没有成为刑事诉讼法的中心点,它是该领域研究的最小分析单位。本文不纠缠于学术谱系的考古,而从功能性原理出发,逐一讨论三个评价系统(成立性、合法性和有效性)。诉讼行为如果不成立,则不产生合法与否、有效与否的问题。三重行为象限图明晰了两组划分("合法/不合法"和"有效/无效")存在着交叉关系。刑事诉讼行为的程序性后果包括四种可能性:"合法无效"、"合法有效"、"不合法无效"和"不合法有效"。     

论给付行政的基本原则

在中国社会法制不发达、新行政诉讼法增加一般给付诉讼类型的背景下,探讨给付行政的基本原则尤为必要。给付行政的基本原则应注意与传统侵害行政的差别,其合法性受"法律保留"、"预算保留"、"立法机关审查"等多个原则的控制,以达成民主正当性;给付行政亦应遵循社会国原则,承担最低限度的国家"生存照顾"义务;给付行政的合理性受到平等原则、比例原则、信赖利益保护原则、补充性原则的约束。     

政党权威与当代中国政治发展

政党权威是中国现代政治发展中的重要内容.中国在实现从人治社会到法治社会的转型过程中,需要政党权威的保障与促进作用.本文首先分析了中国政党权威形成的过程及其对中国政治发展的意义,重点探讨了政党权威在当前所面临的挑战以及应对措施,并对中国政治发展中的权威转型提出了自己的设想.     

民事诉讼证据合法性质疑

证据是民事诉讼制度的核心 ,不仅推进着诉讼的进程 ,而且对当事人利益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民事诉讼理论界和实务界的一般认为 ,民事诉讼证据当具合法性特征 ,此观点已成“通说”。笔者不揣冒昧 ,对此通说提出质疑 ,希望以此引起人们对民事诉讼证据合法性的重新思考和界定 ,并对立法和司法实践有所启示和帮助。     

清末新政与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进程

本文旨从“现代性”的主体向度评价“清末新政”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诸方面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客观作用,同时扼要分析传统政治统治不能利用合法性权威引导中国社会转型的主客观原因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合法性与合理性研究

国家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开启了缓解农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有效路径。但是该制度却带来了农民接受程度低、基金筹集困难,补偿面窄和比例低等问题日益明显,并给此项新制度继续推进形成了障碍。本文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合法性和合理性研究入手,剖析该制度设计缺陷问题,并提出完善这一制度的基本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