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合与错位——论中国新时期文学初期对女性形象的建构

与五四启蒙时期一样 ,在 1 979——— 1 985的新启蒙时代里 ,男女作家结成同盟 ,共同完成控诉伤痕、反思历史、呼唤改革的时代大命题 ,塑造了一批迥异于“文革”时期的女性形象 ,但是由于男女两性在历史与现实的文化地位与生活体验的差异 ,他们在女性形象的构建上呈现着既汇合又错位的复杂局面。男作家在国家———民族的大叙述中潜隐着建立在张扬女性传统品格之上的重建男性雄风的写作倾向 ;女作家在分享与参与着时代主流话语的时候 ,一方面默许着男性重建性别秩序的努力 ,一方面又在强有力地解构男权中心意识。     

古典共和主义公民身份理论的兴衰

西方政治理论界晚近出现的所谓"公民的回归"事实上是在复兴西方一个非常古老的话题。古典共和主义传统关于公民身份有着非常丰厚的理论资源,它先后经历了古代希腊与罗马、早期文艺复兴城市国家以及法国大革命这样几个阶段,不同历史时期的共和主义理论家为公民身份理论提供了不同的要素。但是,总体看来,古典共和主义传统的局限使得这种公民观念在现代社会走向了衰落。在现代大众—官僚社会重振公民理想,必须正视古典共和主义公民理论的缺陷。     

文学民族性身份的现代人类学还原

文学民族性问题是中国现当代美学—文艺学的一个“焦虑中心”,同时也是一个实际上被“个别化”、“边缘化”、“表面化”了的课题。现代人类学将为该问题研究的理论突破和创新提供一种可能。现代人类学立场的核心是肯定人类文化的相对性和差异性,将人的抽象、普遍、同一的本质还原为具体、特殊、多样的存在,最终突出人性的“民族化”身份和特征。立足现代人类学立场,“还原”文学的民族“身份”(特性),不是有没有的问题,而是应否“去蔽”、“还原”的问题,以此反思我们以往的学术研究现状,重构真正中国特色的现代美学—文艺学。     

执政的实质合法和形式合法

本文提出了执政的实质合法和形式合法的概念,并从执政宗旨、执政能力和执政监督三个方面论述了共产党执政实质合法和形式合法相统一的问题。     

文化身份与名将叙事论

叙述抗日战争时期著名将领特别是正面战场著名将领的文本深具历史、政治和想象的多种弹性导向,在意识形态的规约下它们被置于民族记忆的角落而不被提起,有些甚至被蒙上了厚厚的尘垢。然而,作为一个优秀的民族应该有大历史书写的深度、气度与反省能力和勇气,只有这样才能建立民族认同。因此,揭开尘封的名将文本,打开民族记忆的大门,以理性来整理进而修补记忆的创伤,就既是历史的反思也是审美回望。本文即是从抗战文学名将叙事文本呈现的四个层面是如何参与名将书写与形象建构来进行分析的。     

晚清传教士林乐知的中国文化身份

探讨了林乐知的中国文化身份,通过分析他在华多重身份及各种"入世"活动间的联系,加深人们对林乐知在华思想和行为的认识;论述了林乐知对寄居47年的中国的感情和他曾借四次返美之机向西方大力介绍中国的实情,揭示了他的中国情结和对中西文化双向交流的贡献.     

自我命名与身份建构——非裔美国身份的形成

自大西洋奴隶贸易伊始,欧洲殖民者就已着手建构一套殖民话语,运用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将西方描述为先进、文明的社会,而非洲则被贴上落后、野蛮的标签,从而为海外殖民扩张提供思想上的论证。随着种族意识的觉醒,非裔群体开始与各种侮辱性的名称进行抗争,旨在实现自我命名的权力。最终,他们从注重先天生理特征转到关注社会文化因素,从一个被言说的客体转变为自我表述的主体。这种命名与被命名的过程映射出殖民与反殖民话语的消长,对非裔美国身份的形成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城市空间与国家身份认同:从天津租界说起

<正>早在1960年代,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就曾指出当今的时代或许应是空间的纪元,而其最基本的特征是并置(juxtaposition),我们所居住的空间,把我们从自身中抽出,我们生命、时代与历史的融蚀均在其中发生,这个紧抓着我们的空间,本身也是异质的。换句话说,我们并非生活在一个我们得以安置个体与事物的虚空(void)中,我们并非生活在一个被光线变幻之阴影渲染的虚空中,而是生活在一组关系中,这些关系描绘了不同的基地,而它们不能     

公民身份的历史演变及其当代启示

在西方公民身份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古希腊和罗马是公民身份的开端阶段,通过政治改革,平民在城邦中可以与贵族分享政治权力;在中世纪和现代早期社会,公民身份总体上处于衰落,但中世纪中后期兴起的城市市民身份为现代公民身份的复兴打下了基础;在现代立宪国家,公民身份通过宪法在国家中确立了它的主体地位,随着社会的发展,公民身份得到了普及,其内容也得到了充实。西方公民身份的历史发展体现了公民所具有的政治权利、自由、平等、公共事务与公共利益以及民事权利和社会权利的内涵。在我国,公民概念应当以政治权利内涵为中心,重视社会权利的内涵:政治权利需要在宪法法律的规范下通过温和的、循序渐进的、商谈的方式来进行;社会权利应当通过法律来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并特别注意对弱势群体的保护。     

“阶级大众”的话语营构和文学书写——30年代文学论争与创作中的“大众”身份建构

继五四启蒙模式之后,中国社会选择了以无产阶级革命为手段,建立民族国家的新方案,无产"大众"成为解放的主要对象和革命主力军。文学要参与社会发展的新路向设计,就要承载社会革命和解放大众的使命,教育引导大众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主体。当时的文学论争中,左翼作家批判否定了"大众"认识和界定的多样性,营构了"大众"的无产阶级内涵。在"写大众"的文本中,作家依循无产阶级革命理念,将阶级"大众"叙述为社会变革的新主体。话语论争、理论引导和作家叙述共同建构了"阶级大众"的合法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