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公司治理视角的企业避税行为研究

税收作为公司治理的外部机制,能通过各利益相关者影响公司的内部资本结构组成,进而影响企业对公司治理模式的选择,由于公司内部存在管理者对股东的利益侵占和大股东对中小股东的利益侵占两类行为,管理者和股东具有不同的避税倾向和选择,当管理者持股越多,其选择避税的可能性越高,而股权集中度越高,大股东越容易选择避税行为。企业避税行为对公司的外部治理环境、内部资本结构、利益相关群体、公司治理机制、治理水平的影响显著。我国应从加强低治理水平企业的税收征管、提高公司治理水平弱化不合理避税行为、完善公司治理机制避免利益侵占、塑造公司治理文化创造企业诚信以及管理者适当持股消除短视税收行为等方面来优化企业税收征管。     

有害税收竞争法律规制的局限及对中国的启示

经济全球化的深入使得各国的税收制度相互影响,带来了税收竞争。作为税收竞争恶化的产物,有害税收竞争不仅损害了他国的税收利益,违背了税收基本原则,还对国际经济秩序产生的了不良的影响。OECD曾经制定过相应的规则,试图消除有害税收竞争的不利影响,但由于自身理论的缺陷和实践的难度,并未取得有效成果。面对愈演愈烈的有害税收竞争,中国绝不能坐以待毙,要以正确的姿态参与有害税收竞争的国际协调,反对有害税收竞争,积极签署税收协议,提升我国的税收竞争力。     

中国民间金融的法律监管问题

民间金融作为一种非正规的金融形式对中国经济的发展贡献突出,但由于对民间金融一直缺乏专门的法律法规监管,民间金融极易产生巨大风险,影响金融市场的安全与稳定.2011年温州民间金融危机的爆发,使民间金融的监管问题再一次引起了社会各方的关注.民间金融法律监管的完善应遵循适度干预原则、经济安全原则、平衡协调原则;采取赋予民间金融合法地位,建立健全市场准入机制与市场退出机制,对民间金融实行分类监管等措施.     

谣言与恐慌中的文化网络变迁

本文把"文化网络"概念置于理解历次恐慌事件的核心,并进行跨时段、跨事件的比较分析:综合运用约翰.穆勒的"契合法",考察和分析了近代以来谣言引发社会恐慌的几大事件。研究发现在各种力量交织而成、有时是密不透风、韧性强大的文化网络中,威权结构下的官方缺乏足够的激励机制和制度约束以对民众负责;民间社会由于组织化程度低,往往在危机和恐慌之际陷入一盘散沙;食品、交通、居住等公共安全呈脆弱之象,公共资源分配严重不平等、不公正;培养独立评判能力的教育环境缺失;加上世代流传下来的饥荒集体记忆,遂催生了大规模的社会恐慌。近年来,政府信息走向公开化,批评、质疑的言论涌现,民间话语开始发声,为妥善治理类似事件带来了希望。     

浅析我国逆向避税

逆向避税是指跨国公司从低税国向高税国转移所得,减少在低税国的所得税负的国际避税行为。它是我国外商投资企业采用的主要避税方式。外资企业逆向避税的动机是为了获得特殊的利益,但给我国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以画说世

反道德 日前,在中国版图内居然修正通过了一项反道德、逆传统的法令条款,由此,性交易在所谓“专区”内即为合法生意。这便是台湾“社会秩序维护法”中有关地方政府可设立“性工作专区”的条款。该“法令”出台,台湾各县市却异口同声地说“不”——此集体抗法的局面足见绝大多数人还是心态健康并尊崇传统道德的。     

美国民间拥有3．5亿支枪每年超过3万人死于枪击案

据统计,美国每年有超过3万人死于各类枪击事件,而目前美国各州都可以合法拥有枪支。民间约有3．5亿支枪,超过全美成年人口的总数。     

论中国法官的个案法律解释权

虽然中国法律实践中默许法官享有个案法律解释权,但法律上并未赋予法官个案法律解释权,且主流观点不支持法官进行个案法律解释。借鉴其他国家经验并结合中国实际情况来看,中国有必要赋予法官个案法律解释权,但必须结合中国实际情况进行严格限制,使之在合法、合理的范围内行使。     

从法理上对税收负担最小化手段的再界定—税收筹划概念的内涵和外廷

目前关于税收负担最小化手段的理解多种多样,对税收筹划及相关概念的使用很不规范,容易误导纳税人的行为和国家的税收征管.本文从法理上将税收负担最小化手段划分为偷逃骗税和税收筹划,又将税收筹划划分为避税、节税和税负转嫁.     

追求合法的权力:冷战后美国霸权新战略

本文从国际政治中权力的构成要素、属性和两种作用方式入手 ,论述了冷战后美国霸权新战略 ,即追求合法权力的战略。认为冷战后美国从推行国家意识形态、建立国际制度和满足国际社会一定需求三个方面来努力追求合法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