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作为侵权责任立法之思考——德国一般安全注意义务对我国的借鉴

我国目前未有不作为侵权责任的明确、集中立法,这难以应对现实生活中复杂多样的不作为侵权案.为解决这一困境,文章在介绍德国一般安全注意义务的先进做法基础上,提出了我国确立不作为侵权责任的三点建议,即设立不作为侵权责任的一般条款、拓展作为义务的范围及丰富责任承担的方式.     

论当代社会民主意识的建构

民主建设的重点,除了制度建设外,还应有主体的培养。民主主体培养的关键,在于民主意识的建构。在当前来说,民主意识培养主要应包括自由意识、平等意识、自主意识、权利意识、责任意识和义务意识等方面。其中,自由和平等是民主社会的共同基础;自主和权利是民主社会的核心内容;责任和义务则是民主社会的基本保障。这六种意识既是民主社会共同的意识基础,同时也为我国国民所普遍缺失,其培养因而也应成为民主建设必须关注的重点。它们的挺立,将极大地推动我国民主建设的进程。     

论信贷担保中债权人对保证人的审查义务

顺应信贷业务在金融市场的发展要求,保证合同为银行等金融机构广泛应用。但是近年来,有关保证的诉讼之多说明保证在各个方面还有待完善,尤其是债权人对保证人的审查义务的缺失是值得关注的一个方面。《担保法》应以新的《公司法》崭新法律视觉出现为契机,借鉴国外保证制度中的先进司法判例经验,规定债权人应当履行的审查义务及其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公平地对待双方当事人,切实保障金融机构债权的实现。     

浅析强制缔约

强制缔约,又称为强制契约、契约强制、契约缔结之强制或强制性合同,一般有广义与狭义之分.本文仅探讨狭义的强制缔约,即个人或企业负有应相对人之请求,与其订立合同的义务,即对相对人之要约,非有正当理由不得拒绝承诺.     

论行政主体的积极义务

强化行政主体的积极义务是当代行政法治的基本格局。行政主体的积极义务是行政主体为了满足公共利益的需要,在没有严格法律规定的情况下积极主动履行的、严格遵守法定行政程序的以促进社会发展为目的的义务。其主要类型包括积极实现宪法基本原则的义务、促进社会福利的义务、改善社会环境的义务等七项。行政主体积极义务的提出对于更新我国的行政法治观念和行政立法格局、促进服务型政府建立都具有重大意义。     

强制治理向自主治理演进的选择依赖——公司治理契约执行机制演进中的投资者关系管理

保护投资者权益是公司治理契约的核心问题.投资者关系管理是维系上市公司与投资者之间准租金创造与分配的公司治理契约的执行机制.公司治理作为界定投资者的权利和义务并保护投资者合法利益的契约,其执行机制是,沿着由私人自我执行、第三方中介私人执行到国家法律强制执行再到公司自主执行的路径不断演进,其演进机理是,基于上市公司与投资者之间信息权的优化配置以及公司治理效率的不断提高.     

就"亲亲相隐"问题再答四儒生(之一)

2007年,江苏的<学海>杂志第1期发表笔者长文<再议"亲亲相隐"的腐败倾向>,批评郭齐勇教授主编的<儒家伦理争鸣集--以"亲亲互隐"为中心>,引来陈乔见、丁为祥、龚建平和胡治洪四位先生的反驳,四篇反驳文章栽于<学海>杂志当年第2期;笔者于该杂志当年第4期又发表回应文章<就"亲亲互隐"问题答四儒生>,对四篇文章逐一作答;该杂志于当年第6期又发表四位先生的再反驳.现在这篇文章是对去年<学海>第6期所裁四篇针对我的文章的再回应,其中有关儒家"亲亲互隐"问题的争论仍是核心,但扩展到如何解读中西经典、如何评价中国传统文化、如何理解道德和法律、理性和仁德的关系等一系列相关问题.     

背叛与惩罚:破产管理人刑事责任初论

管理人制度自从被引入破产法之日起,就面临着纷繁复杂的债权债务关系,这也就注定了管理人要在众多的利益冲突甚至是矛盾之中生存。新《企业破产法》引入了破产管理人制度,赋予了破产管理人相应的管理权。但是,破产管理人作为独立的利益主体,往往会违背破产管理人的注意义务和忠实义务,损害债权人、债务人以及相关权利人的利益,而现有的破产犯罪刑事责任体系缺乏对管理人相关危害行为的规制。为此,应当建立、完善破产管理人刑事责任体系,真正实现破产管理人的责权统一。     

试析社会政策义务和国有企业改革

通过对国有企业存在原因的分析 ,指出了国有企业不仅要追求盈利目标 ,而且还要负担社会政策义务 ,而社会政策义务的存在不可避免地提高了国有企业经营者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 ,同时还增加了建立合理的企业治理机制的难度。对于一些国有企业而言可以通过分离社会目标与盈利目标 ,或实现社会政策义务的外部化来减少社会目标与盈利目标的冲突 ,这意味着这类企业可以实行非国有化 ;而对于无法实现社会政策义务外部化的企业而言 ,则必须保持其国有 ,但同时可以通过引入竞争等途径来提高企业经营效率     

中国家庭中的赡养义务：现代化的悖论

在中华帝国,孝顺是家庭生活中的核心价值,家庭生活在儒家治国之术中的核心地位也使得孝顺成为整个社会秩序的关键。若干世纪以来,父母不断地向子女强调,如何对待长辈是衡量他们的道德价值的重要尺度。顺从父母的愿望,关照父母的需求,在他们的晚年为其提供无微不至的赡养,这些义务超出了子女自身的愿望与偏好。强大的文化和国家使得孝子的社会化得到了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