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邦正义、德性行动与公民幸福——亚里士多德政治伦理思想探微

城邦是古希腊社会最主要的政治形态。城邦正义是亚里士多德政治伦理思想的核心。德性行动是城邦共和政治的基础,是实现城邦正义的根本。公民幸福是德性行动的目的和归宿。梳理亚里士多德的"城邦正义(本位)—德性行动(手段)—公民幸福(目标)的政治伦理思想体系,不仅有利于丰富政治学理论资源,而且对现代国家治理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马克思正义观的复合结构——对分析学派马克思主义正义观论争的前提批判

分析学派马克思主义者对于马克思正义观的理解,或者持“马克思反对正义说”,或者持“马克思赞成正义说”.然而这两种看似对立的观点及其论证方式,却受制于共同的前提性错误:将马克思复杂、具体的正义思想内涵抽象化为单质性的、抽象同一性的静态逻辑.事实上,马克思的正义观是一个具有以“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为理论硬核的复合结构,包括本体论承诺、历史科学评判、法权制度分析、意识形态揭露、道德标准建构、特定场城论战等等既相互关联又各有所指的层次.只有从这一复合结构出发,才能厘清马克思正义观的全貌,超越分析学派论者非此即彼的思想分歧,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平正义观的建构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     

时间、速度与正义——马克思社会速度正义命题的讨论

纯粹的时间概念一直不是社会哲学讨论的核心问题,只有其度入了社会性,特别是现代性之后,时间性设置才成为被关注的对象,而这恰恰孕生着社会速度的问题——一种时间性设置的加速的状态。文章试图分别从韦伯和马克思两人的思想中阐释社会速度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呈现路径,且它的呈现背后有一种正义与非正义的纠合——一种社会速度的正义与非正义。     

城市社会的“创新陷阱”及其伦理应对

从自发创新走向自觉创新,是城市与文明发展的重要趋势。在一个普遍创新的时代,需要关注可能出现的创新泛滥、创新异化、创新陷阱。创新陷阱,是由于人们不正确、不合理、不恰当的创新理念、行为、策略,所导致的发展问题、发展代价甚至整体问题。语境陷阱、秩序陷阱、意义陷阱,是当代城市社会遭遇的主要创新陷阱。建构更为开放、包容的城市文化、城市环境,外在秩序与心性秩序相统一的有张力的城市秩序,兼容性、非独断的城市正义,是规避创新陷阱、推进城市创新可持续的重要伦理选择。     

住房公平与政府正义

住房公平是政府正义的旨归,住房政策公共性缺失是住房不公平产生的根本原因,住房保障的覆盖面窄、对象偏离和目标背离等引发了住房不公平现象,应在政府正义的基础上,树立公平正义的核心价值观,建立基本住房保障制度,培育住房的多元化治理模式,切实促进住房公平的实现。     

论《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中的特别程序——再谈刑事和解制度

《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将刑事和解制度首次纳入特殊程序范围,这是我国刑事司法理念不断创新和提升的直接体现,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为确保刑事和解制度能够切实运行而不空为一纸规定,有必要对该制度的存在基础予以明晰,同时进一步完善其运行机制,最终实现刑事和解程序化解当事人矛盾、弥补受害人损失、修复被破坏社会关系的根本目的。     

二元结构下的城乡教育与社会正义的实现

社会正义是对一定社会结构、社会制度、社会关系、社会现象的一致伦理认定和评价,具体表现为对一定社会的性质、制度和相应的法律、法规、章程、惯例等的合理性和合理成分的要求和判断,以及对稳定、优化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发展的适应性和有效性。城乡二元结构导致了教育投资的城乡差异、教师配置的城乡差异、学校分布的城乡差异和学校物质条件的城乡差异。因此,在解决城乡教育差异的问题上,必须坚持社会公平正义,即提升教育改革过程中坚持教育公平正义的意识,建立公共教育资源公平分配的制度保障,建立推动城乡教育均衡发展的管理机制。进而统筹城乡教育发展,实现城乡资源共享,相互协调、共同发展,落实二元结构下城乡教育改革过程中的公平正义。     

基于平等理论对当代社会福利分配的思考

社会福利要以维护公平正义为首要目标,平等作为正义的核心要义,是社会福利所要追求的永恒目标。当前基于分配正义的平等理论的分析路径主要可归纳为三种,一是资源的平等,二是福利与福利机遇的平等,三是可行能力的平等,它们都从不同角度给予了社会福利分配制度深刻的启发,本文旨在探究各理论在社会福利领域的可借鉴之处,并将运用民主的平等这一概念,强调分配正义背后社会结构关系平等和公正的制度保障的重要性,最后笔者对平等理论所体现的共同原则在社会福利领域的运用进行了总结和探讨。     

资本主义城市化格局下西方社会正义理念的空间限度 ——从大卫·哈维空间政治哲学批判的中观视角谈起

以资本地缘性积累与区域性集中为前提的西方现代城市化进程，其政治格局的建构必然服从资本逻辑的空间性规划。故而，用于维系城市生活正常运转的社会正义法则，将成为推动资本实现地理性最优配置并攫取最大利益的制度性手段。鉴于此，大卫·哈维立足于城市内差异性分布的不同群体在空间定位层面的冲突、城际间因资源恶性竞争而造成的政治张力以及国家机构之于城市总体发展趋势的负面效应，以及三者同资本空间性生产与分配间的对应关系，深刻剖析了西方世界资本主义城市化浪潮中，社会正义失范的内在病灶。并指出，其实质毋宁是以资本“物”的尺度为出发点，而营造的城市空间图景，将资本循环的一元霸权凌驾于社会群体的多元诉求之上，从而使原本属人的正义概念异化为资本积累的空间性策略。如此一来，具有普适意义的正义准则就囿于资本逻辑的狭隘限度当中，并于地理学维度成为钳制个体享有平等政治经济权利的直接诱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