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服从不正义法律的伦理考辨——兼析对不正义法律的道德矫正方式

从伦理学的视角来讨论公民服从,即要考察政治生活中的服从在道德上是一种自律而不是一种他律,而不正义法律要想获得对公民的道德约束力,它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它所在的法律体系是近乎正义的,二是它的不正义程度没有逾越社会作为一个公平的合作体系所能容忍的道德底线。在满足上述两个条件的情况下,公民对不正义法律的自觉遵守是公民主体性意识的理性自律,也是维护法律权威的正义要求。一般而言,对不正义法律的矫正只能通过合法的方式进行,但是公民不服从这种矫正方式以其强烈的道德意识、远大的感召力能够得到道德的辩护。     

中国公务员道德失范原因研究:公民公共精神的视阈

理论界对造成中国公务员道德失范原因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现有研究成果不同程度上揭示了造成中国公务员道德失范的一些深层次原因,但现有成果的解释力依然不足。公民公共精神是包括公共意识、公共正义、公共情怀、公共道德、公共参与的动态综合系统。实证调查显示,公民公共精神存量不足是造成中国公务员道德失范的重要原因。治理中国公务员道德失范现状,必须大力培育公民公共精神,为反腐倡廉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土耳其政党制度与国家能力的建构

土耳其近百年的政党政治演变和国家能力建构有着深刻的联系.凯末尔时期,共和人民党作为国家统治的合法性工具,奠定了凯末尔个人威权统治的基础,但激进的改革难以向建立传统伊斯兰秩序的农村渗透,使政党难以吸纳边缘性社会力量,进而导致国家与社会分离.1946年,土耳其启动民主化进程,多党制的实行扩大了国内的政治参与并推动了民主化进程.脆弱的政党体制所形成的文官政府与军人政府的交替执政,使政党藉此增强了对社会力量的吸纳与整合.2002年,正义与发展党上台,在以文官为核心的政党治理体系中,国家与社会、宗教与世俗的"中心—边缘"模式关系得以弥合,政治权力体系得以重构.土耳其政党的政治再建构能力表明,政党政治的发展深刻影响着土耳其政治多元化和政治制度民主化的走向与国家能力建构.     

“社会性自我”的同一性危机与自我重建——儿童“特殊行为”的意义阐释

“发现儿童”之后如何“理解儿童”是广大教育研究者们一直思考研究的重要问题。本研究则聚焦儿童的某些“特殊行为”，从儿童丰富的情绪体验出发尝试理解他们的行为意图。研究发现：“特殊行为”是教师作为他人的立场判定的，儿童“特殊行为”的背后隐藏着其原有的自我同一性失衡断裂的危机，儿童采取这些“特殊行为”是为重建自我同一性进行的尝试。这启示广大教育工作者应当关注与保护儿童自我意识的发展，注意引导儿童更好地认识自己和他人眼中的“我”。教育工作者应当对儿童的“特殊行为”从儿童情绪体验意义出发，站在儿童立场上进行理解，切忌妄加指责，贴上道德标签。     

跨文化诗学:民族文学

一、同一性与差异性我们把目前的历史变革看成是一种静悄悄的伟大的文明转型:一种从超验的同一性整体到分散的差异性整体的过渡。如果说同一性是由西方富有成效地强加给我们的,那么,差异性则是由今天那些已经获得世界在场权利的人民同样富有成效地形成的。同一性,既非无差异的也非中性的。它强调人类精神的     

社会转型时期我国刑事政策模式的选择

“刑事政策是指国家基于预防犯罪、控制犯罪以保障自由、维护秩序、实现正义的目的而制定、实施的准则、策略、方针、计划以及具体措施的总称。”刑事政策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改变的。刑事政策模式的选择必须与社会实际发展状况相适应。     

论慈善与正义

对于慈善与正义的关系,当今占据主流的学说认为其并无关联。但这种无关说,实际上并未指出慈善与何种正义无关,而当我们细致地去分析这一种观点时会发现,其实际上仅仅说明了慈善与交换正义无关,对于分配正义则并未涉及。我们发现现代的分配正义实际上强调了基于一种制度性的安排以保障分配结果的正义,而慈善不仅在结果上有利于促进其要求的公平,且当今各国早已通过税收等形式将慈善纳入国家的收入分配体系中,由此也就说明了慈善与分配正义存在密切联系。     

浅论毒树之果的应用现状及在我国的取舍

“毒树之果”理论是源自美国的一项刑事诉讼规则，它产生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又有别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关于“毒树之果”的证据能力．我国目前仅在一定程度上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于“毒树之果”的证据能力和证明力，在现有立法上还没有体现。深入探讨这一问题，对于完善刑事证据立法、规范刑事司法实践有着重要意义。     

论有利于弱者利益的法

国际私法对实质正义的追求必然产生在涉及弱者的领域中适用的法应是有利于弱者利益的。弱者的共性、系属公式的特点及国际国内社会的立法现状、司法实践决定了有必要将有利于弱者利益的法确定为系属公式。有利于弱者利益的法在适用中有不同的表现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