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目录学派志:英国文学考据的兴起与没落

通过介绍以沃特·威尔逊·格雷格爵士为代表的目录派三杰,在对文学文本基本物质形态从手稿到印刷文本辨伪和考证批评的基础上,经过厘定文本讹误和四次重要的学术论战,确立了作者的神圣地位,让文学成为绝对科学化的大学学科,但新目录派最终却退出了现代西方文论思潮。观照几乎同时产生于印刷术所带来的学术分裂期的中国乾嘉派,它能够客观对待经学作者,并形成了系统的治学方法,从而稳步发展为今天的朴学大潮,在此视阈下分析并阐明新目录派无法形成体系的原因,恰在于其过分强调科学权威性而漠视了文学本身的独特因素造成的方枘圆凿,藉此提出中国治学方法借鉴于西方文论批评的可行性。     

布坎南混合型经济学研究纲领的演变——从契约理论到知识理论

在1986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之后,布坎南的宪法理论发生了明显的奥地利学派化,他淡化了“维克塞尔模式”的内容,而扩展了“哈耶克领域”的因素。布坎南将知识理论引入了自身的研究纲领之中,试图与原有的契约论方法形成互补。契约理论与知识理论的结合产生出了一个混合的宪政经济学研究纲领。由于布坎南坚持使用理性方法来解决立宪时的知识问题,新的研究纲领存在内在的紧张。实质上,紧张源于在规则问题上两种进路——“休谟-哈耶克”式的不可知论与“康德-罗尔斯”式的理性主义——之间的冲突。康德传统所代表的进路强调以理性来设计规则,而休谟传统所代表的进路则主张规则的自发演化。哈耶克和布坎南的工作都是综合性的,相对而言,哈耶克更偏向休谟,而布坎南则更接近康德。     

沉默·抵制·反抗——胡适思想批判运动中的“学衡派”文人

"学衡派"文人与胡适的思想主张向来不合,他们的文化保守主义姿态也是胡适所不赞同的。不过,在1949年之后的胡适思想批判运动中,当绝大多数知识分子被迫批判胡适的时候,"学衡派"文人的表现耐人寻味,他们并没有人云亦云地跟风批判胡适,而是有人保持沉默,有人公开抵制,也有人给胡适的学生俞平伯写信,表达对俞平伯的同情与理解。这其中,可以作为代表的是胡先骕、汤用彤、吴宓和陈寅恪。     

藏译《思择炎》所破胜论派解脱思想释读

仅保存在藏文大藏经中的<思择炎>是目前所知最早系统介绍并批判胜论派思想体系的佛教文献.<思择炎>第七<入抉择胜论之真实品>"序论"和"前分所破"分别详细介绍了胜论派的解脱理论,"后分能破"则一一破斥了"前分所破"提出的解脱观.对清辩论师所传之胜论派解脱思想,尤其是"后分能破"对其的批判进行深入分析解读,探究5～6世纪胜论哲学的发展潮流及其与佛教的论争,可更加系统地理解这部作品.     

儒学平民化思潮与明代通俗小说

阳明心学及泰州学派的理论学说促成了儒学平民化思潮的盛行,身处这一文化背景下的明代通俗小说家也通过自己的小说创作加入到儒学平民化的时代潮流中去,这从其小说内容题材、创作目的及艺术趣味上即可看出。明代通俗小说家还对王阳明及泰州学派推崇的作为儒学平民化途径之一的圣谕宣讲予以充分反映。     

黄宗羲“明文正宗”说的文学史思考

何为"明文正宗",历来争讼纷然,清初尤剧。黄宗羲"明文正宗"说是最具代表性的一种批评观念。黄宗羲鼓吹浙东文统,他将归有光与震川后派娄坚、唐时升、钱谦益、顾大韶、张大复、艾南英列入"明文正宗",又提出一些批评看法,值得详作剖析。自明嘉靖起,以震川一派为代表的吴中文统与浙东文统多有交叉融合。黄宗羲与震川一派论文相合有五:根柢"六经";参之以史;不染七子复古习气;非八股时文样式;"一往情深"。黄宗羲与震川一派不相合有四:不满震川一派经史研讨之功稍疏;独尊阳明之学与阳明之文;论文不离浙东学统;批评震川后派摹仿熙甫文法。相合五条可见其相近的"明文正宗"评价标准,不合四条体现了黄宗羲独特的明文批评理论。黄宗羲之说虽有历史与地域局限性,但足可概观一代文章大端,对清代文章主流风格的演变影响深远。     

胡风派文学思想的现代主义色彩及其启蒙性

胡风以及在他影响下形成的七月派的文学活动和文学思想,不但继承了鲁迅的遗风,而且从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及现代主义等各种文艺思潮和文学经典中汲取营养.胡风及其同道者以带有明显的尼采式的主观战斗精神来抵御和抗击传统文化对现代人的精神奴役.他们对文艺理论和文学艺术披肝沥胆、坚忍不拔的追求,不但以西方现代主义艺术精神来深化和提升中国现实主义的批判性,而且丰富了中国新文学的艺术表达方式,从而为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的启蒙取向提供了极其罕见的心智和艺术营养.     

笔开象外精神:郑伯熊与永嘉学派

郑伯熊是叶适所构建的永嘉学派传人之一,并自此开始成为历代永嘉之学传承谱系中的关键人物。人们很少去追问这一历史人物是否足以符合学派谱系的构建需求。为了理解叶适之所以要标举郑伯熊这样一个人物,我们需要通过叶适来观察郑伯熊,以此体会叶适构建该人物时的依据与想法。叶适在叙述郑伯熊时所预构的人物类型、后人对郑伯熊的师承与个人行为有意识地进行地方化确认,以及叶适所提炼出的郑伯熊的思想主旨,最终使其成为永嘉学派人物传承谱系中的重要一员。同时,区域性学派构建中所包含着的地方认同和价值偏向也定义出了永嘉学派。     

20世纪“新史学”流派对史书体裁的综合创造

"新史学派"是20世纪前半期中国三大史学流派之一。在中西文化交融的时代背景下,"新史学"派史家梁启超、萧一山、张荫麟、吕思勉等人继承、发扬中国传统史学勇于进行体裁创新的优良传统,充分吸收中西史书体裁之长,不仅提出许多卓有见识的编纂主张,而且进行大胆地史学实践,创造出诸多令人耳目一新的综合体裁,对20世纪中国历史编纂学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仍纪传之体而参本末之法";二、寓传统体裁的精华于近代章节体之中;三、纪事本末体与典志体的大胆糅合。这不仅说明近代以来史书体裁的发展趋向多元和综合,而且也证明中国传统史书体裁与近代西方新史体之间存在共通性,其精华符合于近代史学的要求。     

梁代折衷诗学思想的演进与影响——以《诗品》和《文选》为中心

《诗品》与《文选》是粱代文坛“折衷派”文学的代表.两部著作对诗人诗作的评价具有诸多共性.首先,在于“文质并重”思想下都对文采有所重视;其次,在褒扬五言诗表象下都对四言诗有所推崇.刘勰、钟嵘和萧统“三人对文学的观点比较接近”,单就诗歌而论,后二者的关系更为密切.《诗品》与《文选》在评价和选录诗人方面的共性如此之多,绝非偶然.这些共性展示了粱代折衷诗学思想正向的传递与延续.两部著作在对作家作品认同、诗歌题材划分方面的差异,又展现出梁代折衷诗学思想自身的不断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