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沉醉”走向“超越”——中国现代诗歌中身体的演变

身体在中国现代诗歌中经历了从沉醉走向超越的演变过程。在新月派诗歌中,身体伴随着唯美主义思潮走入诗歌,身体享乐成为精神港湾。此后,"现代派"诗人路易士把身体引向超越,身体成为追问生存意义、寻找终极关怀的路径。最终,穆旦将诗歌中的身体推上巅峰,一方面,他把身体演变为一把"去蔽"的利剑;另一方面,他又将身体视为现实中唯一的实在,并将其推上神坛。     

简论宋季遗民词对清代三大词派的影响

宋季遗民词将艺术手法与思想内涵完美结合,在唐宋词史上涂下浓墨重彩一笔,对清代词学亦产生重要影响。清代词坛三大主要流派即阳羡词派、浙西词派、常州词派,他们不论是理论批评上还是艺术创作上都受到过宋季遗民词的影响,但其侧重点却各不相同。清代三大词派在对宋季遗民词的接受过程中,或是注重作品的思想内容,或是倾向艺术手法的借鉴,或是推扬其思想理论,各取所需,借石攻玉,宋季遗民词对清代词学的发展建构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荒诞的意味与双面的色调——对《夜的眼》、《布礼》等小说的再解读

王蒙的《夜的眼》、《布礼》等现代派小说的出现是1980年代中国当代文坛重要的文学现象,它们准确地表达了当代人们对环境及自身存在状况的感知。尽管这些小说的写实要素还很浓重,但它们的传达却依靠了小说中人的意识、人的感觉与体验等主观要素。在回忆过去的历程中,寻找自我与反省历史并驾齐驱,使人们从中体验到了命运的荒诞;在感知新时代的变化时,希望与负担共存,使人们体验到了＂明＂与＂暗＂、＂希望＂与＂积滞＂的交织。     

学衡派与新文化派的话语权争夺

学衡派和新文化派是20世纪两个重要的思想文化流派,两派均有自己的思想体系和成长路线,但是对抗不断,这一对抗源于胡适和梅光迪在美国的思想争论,后扩展到中国学术界,新文化派占据了上风。两派的争论固然有着学术本体的辩论,更有着强烈的争夺学界和时代话语权的浓厚色彩。     

论西方后现代派文学的原始情结

西方后现代派文学所表现出来的原始情结 ,主要是宿命思想、泛性观念、非社会性的群体 (或个人 )意识。非理性主义和严重的社会问题 ,是西方后现代派文学得以揭示原始情结的理论根源和社会原因。对人类灵魂的探索和社会人文危机的揭示 ,显示了其历史功绩。但过分的性描写等 ,却形成了负面影响。     

市民小说新浪潮

新文学视野中的三次“新市民小说”高峰假如从新文学的视野来看待所谓“市民小说”,当以上世纪40年代初期张爱玲、苏青、予且等人的横空出世为代表。为什么要限定在“新文学”的视野中?因为只笼统地说“市民小说”,会引起无穷尽的追问:明清的大量通俗小说为何不能算?近代以降的大量鸳鸯蝴蝶派小说为何也不能算?乃至于宋元时代的话本、民     

立国本旨的追溯与纪纲法度的再造——南宋浙东学派《春秋》学与政治思想之间的互动

在儒家经典中,《春秋》作为体现文明原理、王道宪章的“制作”,蕴含着儒家的法度意识和为后世立法的精神。南宋浙东学派政治思想家的《春秋》学论述,对他们道法一体、法度本位的经制事功学的建构起了催化作用。以薛季宣、陈傅良、叶适、陈亮等为代表的浙东诸儒,其《春秋》学思想与经制事功学之间呈现出一种政学相维的互动效果。他们将《春秋》中的立法精神落实在对宋代立国本旨的追溯和对纪纲法度的再造之上,倡导在南宋政治秩序重建中守护古典宪章统绪而塑造理想治体结构。由《春秋》学和经制事功学之间的内在关联可见,浙东学者推进了宋代政治思想中有关国本意识、宪章统绪的理论自觉,并且对当代政治传统中的治体模式、纪纲法度进行了反思和再造,从而系统地建构了华夏文明立国所依赖的根本治道精神、宪制规模架构和秩序统合机制。南宋浙东政治思想家的此种努力,既表彰了近世儒家政教传统中隐没的宪章国本传承统绪和道法相维的治理模式,也丰富了中华文明传统中有关圣王宪章、立国根本、治体规模、经制成法的古典政治理论叙事。     

在学与文之间——清乾嘉年间"《文选》派"辨

尽管"<文选>派"是一个文学流派,但与学术有着千头万绪的联系.其代表人物的学术路数多属考据一派.考据本质是形而下的;而文学的品质是形而上的,故产生张力.有时张力能互补,有时也会产生悖论.对该派所蕴涵的学术因素及文学特质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梳理,可望对"<文选>派"内部独特的价值得到比较清晰的认识.     

陈廷焯词学思想的渊源及"沉郁说"之详析

作为常州词派的重要作家,陈廷焯的词学思想特别是他的沉郁说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在相当程度上消解了千年以来词学理论中关于尚雅、尚俗、守律、破律、诗化、曲化三对矛盾的对立,并且可以视为王国维境界说的近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