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神话”语源的生成——检讨“神话”概念中的日本因素

日本早期的“东方学”研究对原始儒家赖以生存的思想根基,如“圣王传说”进行了初步的颠覆性的研究,此种学术研究为日本明治维新后“脱亚入欧”社会思潮之反映。受此学术意识之影响,中国早期对神话认知成为启迪民智的工具之一,即通过改造或进行古史研究来达成某些政治夙愿。同时中日早期神话学者研究方法也有诸多趋同化的表现：如均遵从文字、音韵、训诂的传统考据法;共同推重欧洲汉学界惯用的历史与语言相结合的传统语文学研究法,而拒斥葛兰言使用的社会学与历史相结合的新方法。上述方法试图借助对材料或知识的梳理从而复原历史真相,是一种旨在追问真相的求真求实的科学主义态度,而此法对于本身以“神圣性或信仰性”为精神特质的神话来说,值得反思。     

苏曼殊与早期新文化派

辛亥革命时期实为新文化派集结之重要时段,其聚合中心则为民报社和章太炎,苏曼殊亦为早期新文化派之圈中人。该群体以文化民族主义为本根,将佛学、国粹、“摩罗”精神、无政府主义,熔成中西合璧之非理性主义话语体系。理性与非理性、艺术与科学、国学与西学,不断互动、冲突于此群体之中。新文化运动虽以“科学”与反叛传统著称,然浪漫精神与文化民族主义亦为其强大动因。     

试论吴宓文学批评的标准和方法

从吴宓的文学批评实践入手,分析论述了吴宓文学批评所秉持的标准和方法。指出道德与审美构成了吴宓进行文学批评的两重标准,而＂义理派＂的文学批评方法又使得呈现于吴宓文学批评文章之中的道德宣喻和情感体察都超越了随机和率性的层面,具备了严肃的学理意义。     

论横光利一《天使》的现代主义创作特色

横光利一（1898-1947）是位毕生都致力于革新小说创作的文学作家。也是日本新感觉派的代表作家、诗人。他的作品都充满清新,前卫的色彩,使得他在日本文学界享有盛名。《天使》（1935）就是这样一部引人注目的反映时代的小说。细腻的心理表现是横光利一小说的独特之处,独特的创作形式及表现特色是横光利一小说中最特别的称之为超凡脱俗的创作风格。本文主要对其作品《天使》的现代主义创作特色进行分析论述。     

“恐怖·狂欢·虔恪”与本真救赎——战国策派美学旨趣新探

《寄语中国艺术人》是战国策派的美学纲领,须结合《中国心灵》才能读懂战国策派的美学旨趣。战国策派美学始于反对儒道,却终于复归道家,因为中国人就社会属性是儒家信徒,作为个体却是道教徒。陈铨等人所意识到的时代病是战国策派无力解决的,因而以海德格尔的学说格义道家作为药方,从美学概念引向哲学概念。虔恪的"绝对之体",对于"超人"而言是以老子的"无"为终;对于"超人"与"末人"以外的第三种人而言,是以海德格尔的本真为终。因此,在陈铨的文学作品中,我们阅读到本真的救赎。     

陈维崧诗歌对词与散文手法的融

陈维崧诗歌融汇了词与诗文的创作手法,在艺术特色上表现为(一)多用赋法,时用散文章法;(二)议论说理;(三)时将词中语汇入诗;(四)词的意境与比兴手法;(五)悲沉、刚健的艺术风格.其原因:一是诗人自身条件使然;二是诗人在审美失范时期,出于对诗歌发展道路的探索;三是清初宗宋思潮的影响和启迪.     

浅析翻译中译者主体性发挥的度

本文利用功能派翻译理论,阐述了在翻译过程中影响译者主体性发挥的因素以及影响译者主体发挥的度的因素,从而显示在功能派翻译理论下,译者在翻译行为中的地位变迁和翻译中所应当遵循的原则。     

二十世纪初期马修·阿诺德文化观在中国的译介与接受

作为在英语世界影响力颇大的文学批评家兼诗人,马修·阿诺德的诗作和文论也在中国产生了深刻影响。在20世纪前半期的中国,以《学衡》为阵地,吴宓、梅光迪等人对阿诺德其人其文进行了介绍评论,阿诺德对"学衡派"的影响也显而易见。与此同时,梁实秋、朱光潜、钱钟书等人也相继撰文评述了阿诺德的批评观点。探究阿诺德在这一时段中国的译介和接受过程,对我们理解阿诺德的文化观大有裨益,也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梳理中国文学和文化的发展脉络。     

作为文化选择与立场表达的西学中译——温彻斯特《文学评论之原理》中译本解析

晚清以来,迻译西学不仅是中国社会汲取新知的主要途径,更成为国人表达文化立场的一种重要方式。温彻斯特《文学评论之原理》(Some Principles of Literary Criticism)在1920年代初被译为文言出版,固然与仿效西学模式的文学概论课程在国内大学的开设直接相关,但根据对原著与译本的细致比较,以及对其翻译过程的语境还原,这个译本还负载了更丰富的文化信息:它不仅体现了学衡派的文化选择,也实际介入了当时中国文化保守主义与文化激进主义之争;该译本是翻译与改写的结合,它对原著的文学事例进行了大量置换并增加了译者的阐释,频频调用本土经验去填充外来理论。此举虽有助于降低读者的接受难度,有助于探索中西文学的共通性,但也忽视了两种文学传统中那些不可通约性的因素,有误读、同化外来知识之弊。这两方面都显示出译介主体的文化选择和立场在译本中得到强有力的表达,使原著在译介过程中产生明显的意义变化和意义增殖。该译本及其在文学教育中的运用,是西学影响现代中国的文学知识生产的生动实例,而它有限的影响力则证明了中国在输入西学时往往把社会对文化资源的现实需求作为选择的首要条件。     

传统社会中家族对道教发展之影响——以闵氏及诸家族与江南龙门派为例

传统中国是一个以宗法制度为基础的国家,显赫的世家、庞大的宗族左右着社会各领域。世家望族的根基来自天然的血缘关系,以血缘联结起来的家族常常拥有较强的地缘势力。所以,在社会诸力量消长中,地缘不过是血缘的投影,血缘才是社会稳定之根本。因此,在中国,宗教依托于世家望族而获得更大发展空间的传统由来已久,这种影响有时表现为支持的力量,有时表现为排斥的力量。而且,随着家族地缘力量的强盛兴衰,这种力量投影也有相应变化。吕氏、陶氏、闵氏对龙门道团在江南的发展与传播之作用论证了宗教发展与地方势力之关系,解析家族地缘力量在龙门道团中的投影,可略见古典宗教与中国古代社会之间相互适应之长效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