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语境下的性别研究和怪异研究

女权主义早已从初期仅仅对妇女社会地位和权益的追求发展到对女性与男性之差异的认同以及对女性自身独特身份的建构。在全球化的时代,民族的迁徙和文化身份的模糊更加为性别研究的多元发展提供了条件,当代性别研究的前沿课题就在于对女性同性恋现象以及由此而来的怪异现象的研究。这两个理论课题的研究目前已经开始引起国内学者的注意,并有可能结合国内的现状而开展相应的比较研究。     

如何建构同性恋报道的“真实”与“意义”——基于新闻叙事视角与聚焦的分析

同性恋是一种独特的社会存在与文化现象,目前虽然在法理、医学等方面已被认可,但在新闻报道中仍然存在简单化、污名化等刻板印象,且具体表现在新闻叙事视角与聚焦的选择及由此建构的“真实”与“意义”中。新闻叙事的视角和聚焦选择体现的是对叙述对象的态度,严谨合适的选择不仅能创造新闻报道的文本价值,就同性恋报道而言,同样对社会知识和经验的构建有着进步的意义。     

现代中国同性恋话语之发轫:嵌入性抑或本土性?

传统中国社会关于同性爱欲之关系性的话语镶嵌在社会权力等级结构中。民国知识分子从实用主义立场来看待同性恋现象,他们处于由西欧病理化的"性科学"话语和传统社会相对温和的同性爱欲话语构成的断裂式阐释链中,因此对同性恋的立场是模糊的。对民国同性恋话语的研究有两种视角,即强调内生性的本土文化观和强调外生性的现代性视角。民国时期尚未产生清晰的"同性恋"身份,同性恋者是作为"熟悉而陌生"的他者出现在公共领域中。     

“制造同性恋”——话语、身份建构与现代性的视角

同性恋身份是现代性的产物。作为19世纪的发明,“同性恋”这一标签重构了同性爱欲者并使之成为具有共享身份与特性的族群。同性恋的历史书写、话语争夺、性主体意识与现代性等要素共同参与了“制造同性恋”的进程。大体而言,同性恋身份的建构过程可以分为历史寻根、经验阐释与族群建构三个阶段,在不同的社会与文化中可以区分出年龄-结构化、跨性别、职业化以及平等主义等不同的同性恋类型。现代性为同性恋亚文化的创造与发展提供了社会空间,现代同性恋世界呈现出一系列独特的结构性特征。     

“底层”、“同性恋”、“泛自传” ——1990年代以来中国电影的先锋策略研究

 199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电影中的探索部分,在题材、观念、叙事、形式、风格等方面的特征,可以一同纳入“先锋策略”研究的整体视角中,最突出地表现为底层视角策略、以同性恋为代表的边缘文化策略、泛自传策略三个方面。底层视角策略是在用从回归平稳叙事状态的方式,带有创作主体的意识形态焦虑地关注和展现中国当代社会转型中的现实问题,从一种精英式的自恋视角或俯视视角的窠臼中跳脱出来,对边缘和社会底层弱势群体生活的加倍关注,力图采用平视的视角,对生活的原生态不加粉饰地、具体而非概念性地展示出来;同性恋电影通过同性恋亚文化或其他带有边缘性的亚文化在伦理接受和审美接受上的特殊性,营造了一个独立的带有黑匣子意味的社会群落,这个群落整体上具有自为的合法性以及“独立个体”的文化意味;而“泛自传策略”则是通过破除宏大叙事,用“纪录片风格”来展现“我”那些被压缩在扁平时空中的“个体生命经验”,以微观的个体的境遇和感受来折射那个和“我”相关的世界。     

社会排斥维度下的我国同性恋者发展权

社会排斥理论是弱势群体获得国家帮助,体现公平与正义的一种理论,它为我们发现、解释以及解决社会问题提供一个新的理论视角。保障同性恋的发展权是保障同性恋者平等享有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成果、减少公众对同性恋群体社会排斥的重要路径。保障同性恋的发展权是我国提出的重视和谐发展、包容发展的国家发展趋势所决定的;是我国人权事业发展进步之必然;是同性恋者摆脱世俗精神控制、解决现实具体问题的需要;我们可以通过法律机制、出台保障同性恋发展权的相关措施及培养公众同性恋"常态化"的意识来加以保障。     

浅谈同性性侵犯——以犯罪学的方法

同性性侵犯引起了媒体、公众及各界人士的特别关注。文章以犯罪学的方法,对同性性侵犯这一现象的现状、产生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结合“三层次预防理论”提出了同性性侵犯的犯罪预防措施。以期抛砖引玉,共同探讨,使该社会问题得到较好的解决。     

反同性恋立场:西方明清男风研究中的文化误读

随着福柯的性史研究在西方汉学界所产生的巨大影响,西方明清男风研究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逐渐发展,成为西方汉学界的热门议题之一。在基督教文化反同性恋立场的影响下,很大一部分西方学者难以理解明清社会对待男风的宽容态度。他们或将男性同性性犯罪的管制法律解释为清代同性恋恐惧的表现,或将明清男风视为边缘性的社会实践,或将明清文学中的男色理解为女色的替代品。部分汉学家针对明清男风研究中的反同性恋立场提出了反对的声音。但是,由于缺乏关于明清历史语境的深入考察,学者往往根据文献中有关男风的负面话语,认为当时社会对男风本身存在道德偏见。通过还原此类消极话语出现的具体语境,可以看出它们大多来源于男风对社会秩序所造成的破坏,并且与非文人阶层的男风密切相关,并非明清社会对男风持有批判态度的表现。     

精英女同性恋运动员的生存态探讨--竞技体育中的“底比斯圣军”现象

当性倾向这个敏感话题披上精英女运动员的外衣,加之媒体有意识的过滤机制,公众舆论甚嚣尘上。随着里约奥运会的临近,奥运女选手的性倾向问题将再次“被消费”。2012年伦敦奥运会经历了23位同性恋运动员公开出柜的爆发性事实,让学界必须为此发声。运用文献资料法、数理统计法和个案分析法对近两届奥运会公开出柜的女同性恋运动员的竞技表现和生活样态进行研究,得出敢于公开出柜者中女同性恋多于男同性恋,精英女同性恋运动员参与的项目和国家地域呈现集中分布趋势等初步结论。同时,对运动场上同性伴侣作战的历史渊源进行剖析,从而为理解精英女同性恋运动员的现实选择提供依据。在体育运动领域,也要尽量争取改变性倾向问题上一切做二元对立的思维方法,推翻同性恋与异性恋、男性与女性的两分结构,建造一个包含一系列间色的谱系。     

基于女性主义思想对同妻群体的研究

近年来,我国男性同性恋群体隐藏性取向走进异性婚姻的现象越来越多,导致同妻这一个原先隐蔽的群体开始被人了解。在自古以来的夫权社会中,女性是传宗接代的重要角色,在传统主流价值观中一直处于被动的弱势地位。直到19世纪末,西方出现了女性主义思想,在完善的过程中,女性主义思想逐渐走进国内女性群体,被用来指导解决实际社会问题,保护女性,包括同妻问题和家庭暴力问题。同妻引发的社会广泛关注一方面体现了我国对于同性恋群体的不接受;另一方面,同妻对自身利益的诉求,也可以看出我国同妻群体女性主义思想的出现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