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向软预算约束”：乡镇长权责不对等的理论解释

为了完成每年自上而下的任务,乡镇采取了动员型的组织结构,并不断的扩大已有的权力,但却推卸了相应的责任,这种权责不对等的局面在乡镇行政过程中造成了许多负面影响。周雪光的“逆向软预算约束”理论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解释这一问题的形成机理：一方面,在上下级政府利益一致性的前提下,乡镇长仍然能够通过灵活变通来有选择的执行上级的命令;另一方面,目前的干部晋升和激励机制促使乡镇长通过自上而下的权力与责任的再分配缓解自身的压力。为了规范乡镇长的权力与责任,就需要明确乡镇的定位,并使其承担最为基本的公共服务和公共管理职能。     

逆半群上的同余扩张（续）

称半群S的子半群T上的同余pr可以扩张到半群S，如果存在S上的同余ps得到ps｜T=pr,本文在文[1]刻划了半格上的同余在其逆半群上扩张的特征之后，刻划了半路E的同余格与T的完全逆子半群格之间的关系。     

论和谐社会法律秩序与伦理秩序的同构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构不仅是一种新的制度体制的建构,而且是一种体现在这种制度体制中的新的伦理和法律秩序的建构.法律秩序和伦理秩序蕴含着共同的价值目标,生成于特定的客观经济利益基础,从不同视角并基于不同的作用机理对社会和谐作出自己独特的贡献.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以法律秩序与伦理秩序价值上的契合为根据,以运行过程中的互动与交汇为方式,通过主导与先导功能的释放实现二者的最佳配置,以确保社会的最优秩序和最高效率.     

道德合法性、区域同构与企业慈善捐赠行为研究——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的实证

采用我国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组织外部环境所产生的制度压力与企业慈善捐赠的关系,以及企业可见性与盈利能力对这种关系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所处区域的慈善捐赠水平正向影响企业的慈善捐赠水平;企业的可见性和盈利能力显著影响调节区域慈善捐赠和企业慈善捐赠水平之间的关系。这样的结论表明,企业所处区域的慈善捐赠活动会形成区域道德合法性标准和区域同构的制度压力,从而驱动企业从众于区域内的其他企业的慈善捐赠行为和捐赠水平;同时企业所处区域慈善捐赠与企业慈善捐赠水平的关系会随着企业可见性和盈利能力的提高而显著增强,因为公众对高可见性或高盈利能力的企业会有更高的道德合法性的期望和压力,企业为了获得这种道德合法性和缓解这种制度压力,会更愿意满足区域慈善捐赠所形成的道德合法性标准。     

艺术设计中的“异质同构”

通过对格式塔心理学理论的梳理，在分析其理论的发展脉络的同时，探析其对艺术设计领域的影响，并在格式塔心理学的理论框架下探讨“异质同构”在艺术设计领域中的渗透。提出在信息时代，我们所理解的格式塔也发生着变化，它不仅仅是形与形之间的关系，更重要的是有形物与无形物，有形物与声、光、电之间形成的格式塔，对格式塔理论的深入探究对我们解读现代设计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论石黑一雄小说中的义利观

道德是石黑一雄小说引而不发的文化印记。义利之辩是解开石黑一雄小说人性迷思的理性线索,也是其文学演绎中含而不露的创作旨归。小说《我辈孤雏》《长日将尽》《浮世画家》的共通主题渗透着作家对利益与道德间逻辑交互的理性观察与立场阐发。孤儿班克斯的身世之谜、管家史蒂文斯的职业之困、画家小野的择婿之忧背后,不仅是对重利盘剥、奉主忘己、射利沽名等道德危殆、伦理错位的修辞投射,也是石黑一雄对殖民语境下人类社会正义赤字、情义失衡、道义博弈的道德警示。总之,石黑一雄小说中的义利观始于恻隐之心,敬于契约之道,终于家国大义,书写路径呈现出跨文化的动态间性特征。     

论亨普尔关于科学说明与科学预测的同构论及其困境

在D-N说明的基础上,亨普尔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一个科学说明潜在地是一个预测。他对此观点进行的论证及随后遭到的诸多诘难,实际上是其逻辑经验主义哲学诉求的必然结果,既有其局限性,也有其合理性。     

思想政治教育同构式教学方法创新——基于《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教学的思考

思维同构是增强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的前提和基础。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教学中,通过同构式教学方法创新,坚持教育价值取向的思维同构,激发学生的主动性;坚持学科整合的资源同构,注重教育的科学性;坚持教学统一的范式同构,提高教学的接受性,从而凸现思想政治教育的亲和力和感染力。     

亚文化途径的外语课程语境探究

笔者基于浙江农林大学人才培养修订方案,指出课程体系途径实现学院多元人才培养目标。同时,亚文化课程语境微观聚亚文化主体对课程认知、体验、形成其课程文化。通过学生课程单元主题语料展示,局部考察亚文化风格的“拼贴”、“同构”构建形成其独有风格的“表意实践”。亚文化主体文化“仪式抵抗”由此凸显。体现了课程、文化与人类的互为关系。     

消失与再造：当代城市文化的游牧思想

全球性城市化进程中游牧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日渐消失,但游牧思想作为前现代象征和后现代思想模式顽强地生长在城市文化中;它的生成折射了城市与游牧在空间范畴的矛盾性共生关系,并决定了镶嵌性、商业性和混杂性成为其存在的形态特征;它在本质上是全球化背景下游牧社会民族认同不断强化所形成的文化再生产,但它并非被动地臣服于工业经济法则,而是拥有内在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并在城市规划、日常生活和文学艺术领域发挥着独特的调适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