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学对魏晋名士人生态度的影响——以嵇康、阮籍为例

嵇康和阮籍同为魏晋名士,但玄学对他们的影响却不太相同.嵇康师法老庄,刚峻激烈,阮籍师法老庄,却以佯狂掩饰自己的狷介.这是因为阮籍所受玄学影响,没有嵇康深刻和彻底.阮籍追求庄子的逍遥游,但他内心始终有着儒家入世思想的根基.后来的士人,景仰嵇康,仿效阮籍,使玄风以另一种方式存于士人的生活.     

胡适与旌德江村名士

旌德江村,人杰地灵,名人辈出,自然风光,秀丽神韵,是皖南千年古村中的一颗明珠。明、清时期就有进士、文武举人、明经126人。近代有博士、教授、学者、专家等知名人士数十位．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文化名村。更以原为中共总书记江泽民总书记的祖籍地名扬国内外。     

“富贵山林”与“六一风神”——对欧阳修散文艺术风格的一种文化心理阐释

对“富贵之乐”与“山林之乐”的分辨和讨论在宋代成为士大夫普遍关注的问题.这一话题既与“富贵”、“山林”所代表的两种不同文学体式和风格有关,也和北宋士大夫独特的精神风貌和处世心态相联系.欧阳修对“富贵之乐”与“山林之乐”的论述在宋人中较有代表性,欧阳修对二者的基本态度影响到其文学创作风格.“富贵山林,两得其趣”的人生追求和“六一风神”的独特审美内涵之间有着内在一致.这种关联较为典型地反映出北宋社会文化背景之下士大夫阶层的独特价值取向和人格特征.     

“名士牙行”与清初“赠送之文”的繁荣——以袁骏、孙默征集活动为中心的考察

明末清初以还,伴随着文人交往方式的变化,各类"赠送之文"泛滥不休,构成了一道独特的文学史景观。除了文体自身衍变、文化境遇之迁改等因素外,文学生态内部诸因素的相互作用也是一个促发原因。袁骏、孙默以表彰母节和归隐黄山为题目,以数十年之坚持,征集相关诗文作品达万首之多,不仅成就了两种大型主题式创作,还足以引发征集过程及其相关利益诉求的思考,即作为一类特殊存在的"名士牙行"的交往特征、生存方式和人格风貌,以及他们为种种文学乃至文化活动牵线搭桥行为之于文学创作风貌、走向的影响。这些活跃于经济文化发达地区的近似专职文化经济人的"名士牙行"的存在,为了解大量出自名人之手的"赠送之文"的生成过程提供了特殊的视角,生动反映了明清时期文化权利下移所促成的文人交往模式及文学生态的新变。     

唐伯元与东林诸子交游考略

唐伯元一生相善于东林诸子,与岭南学人的学术交游反而不多。他选择在心学与实学之间自处。稽考唐伯元的交游个案,有助于进一步把握唐伯元的人生历程以及深化对晚明社会的思想认识与文学研究。     

晚清名士咏叹录——林则徐旧藏《饲鹤图》解读：谁拈斑管写遐心——关于林则徐旧藏《饲鹤图》

嘉庆戊辰（1808年），在将乐正学书院讲学的林宾日正值花甲。这一年夏天他的心情想必恬淡如水，多年的讲学生涯足以让他淡泊的心性变得更加明净。跟所有中国传统的读书人一样，他时常想到是否该早日不问世事，专心读读书玩玩鹤做些无益之事去。在历史上，如果不是作为林则徐的父亲，想必没什么人会知道林宾日这个人，更不会有人去探索其人的事...     

名士，超越时间的隽永之作

这是一个始终代表着典雅、卓而不凡、成功的名字……176年的悠久制表历史，对传统工艺的不离不弃，紧贴时代脉搏的创新，名士追寻着传统与现代的完美平衡，不断钻研更新技术，不断推陈出新，设计出一系列充满现代气息又不失传统典雅的款式。发展至今，名士已成为瑞士名表中的翘楚，蜚声国际。而其也因在钟表业中的多项技术开拓，多年来屡获殊荣，被誉为时尚、简约、典雅的腕表大师。     

魏晋名士与古琴

魏晋时期,古琴得到了魏晋名士们的青睐,从“建安七子”到“竹林七贤”再到两晋的大批名士,或琴书自娱,或琴酒消忧,又或鸣琴山林,以琴交友,士林好琴爱琴,蔚然成风。大量的证据表明,琴和琴乐在魏晋名士们的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而特殊的地位,影响和体现着他们的精神世界和人格风度,并最终成为“魏晋风度”“名士风流”的特征之一。     

阿拉伯古籍中的中国（十三）

[22]《贤人名士事略》(Siyar’A‘l(a|-)mal-Nubal(a|-)’) 作者舍姆斯丁·穆罕默德·本·艾哈迈德·扎哈比(卒于1374年),阿拉伯著名历史学家、圣训学家。祖籍土库曼,出生和故世均在大马士革。其附名扎哈比(al-Zahabi)的意思是金匠,因为其父以制造金器为业。殷实的家境使他自幼受到良好教育。长大后像所有有志研究圣训学的人一样,遍游沙姆地区各大名城,拜师访学,后游学埃及并到麦加朝圣。他求教的导师中不乏伊本·泰米叶那样的大师。学成后开始关注史学。在大马士革近郊风景秀丽的姑塔一个村庄里,担任“海推布”(伊斯兰教义演说家)达15年之久,那是他一生中著书立说最丰富和最重要的时期。之后在大马士革多所学校任教,桃李满天下。临终前5年,因患眼疾,拒绝治疗而双目失明,但教学和著述不曾中辍。     

建安名士的人格关怀

本文从分析建安名士"各引其类,时忘道德"的特殊表现入手,探寻了汉末新思潮兴起在价值观和人生观方面的震荡与重构.重构之中,名士们展示了自然本色和生活爱好的多样性,而这些多样性又从总体上构成了儒家理想加道家气质的人格模式:志远情豪、独立自尊、率真浪漫、贵生适性、重文尚艺和任情止礼."礼"与"情"两种价值于此比较成功地融为一体,这在中国历史上属于颇为罕见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