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士风流:柳亚子文化人格论

柳亚子是一个“隔代”名士,具有鲜明的名士特质,这是他文化人格的表征.在时代环境、地域环境、家庭环境、人生经历、主体选择等诸多文化要素的合力之下,柳亚子的名士特质沦肌浃髓.其名士特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雅；二是狂；三是真.在柳亚子生活的时代,由于社会制度、生活方式、教育体制、文化环境等方面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不可能再出现严格意义上的名士了,但历史为他提供了一个舞台,成就了他“最后的名士”.因之,作为文化符号,柳亚子成了文化史上的绝版人物而具有活体标本意义.     

如此风流：论魏晋名士的三重人格

本文试图从弗洛伊德人格构造理论对魏晋风流进行分析解读,以求能提供一个不一样的视角、以期更加多元地把握魏晋名士的人格构成。     

略论诸葛亮的名士风范

诸葛亮作为风流名士的形象,不仅仅有小说家的艺术虚构,而且是有文献可征的历史形象。历史上的诸葛亮形象是经由千百年流传而层累构成的,已成为一个亦清亦任亦和、且法且道且儒的完美圣人形象。     

对盛唐的呼唤──再论“文章四友”对唐诗发展的贡献

本文从声律、风骨、兴象三个方面，对活跃于初盛唐之交的“文章四友”这一诗人群体的诗歌创作进行考察，论述了他们对“盛唐气象”形成所作的贡献。四人近体诗五七言兼备、长短体咸宜，平仄调谐，粘附切合，已臻成熟境地．在审美内涵方面，已经突破了梁陈浮靡诗风，表现出明快跳荡、境界宏阔的风貌。应制之作大都气象高华、典丽精工，表现出对盛世的由衷赞颂。与齐梁应制诗言不由衷的阿谀异趣；边塞诗描写边塞风物，抒发建功立业豪情，立足现实而充满憧憬，偶有惆怅而仍明快，已见盛唐端倪。在诗歌意境──“兴象”创造方面，一些佳作高远的情感基调与和谐声律完美融合而形成“格高气畅”的诗境，更显盛唐风姿．     

阮籍与司马氏集团之关系辨析

阮籍既不是对司马氏集团深恶痛绝而对曹魏“忠爱缠绵”的忠臣义士，也不是出卖曹魏而投靠司马氏集团的小人，他与司马氏集团之间的关系是特殊时期政权与名士之间的特殊合作关系。这种合作对阮籍而言是被利用被强迫的，从而可以说是一种消极的合作关系。阮籍的放达，不是“佯欲远昭而阴实附之”，而是其名士风度的自然流露。     

从《名士与狐仙》看汪曾祺的士大夫情怀

汪曾祺是士大夫文化熏陶出来的最后一位作家。其"士大夫文化"主要来自于家庭,来自于他的祖父和父亲。他的小说创作与自己的生活贴得近,虚构的成分较一般小说家少,作品人物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作家自己的生活理想。最典型地写出了士大夫神韵,写出了汪先生的士大夫情结的是写于1996年的《名士与狐仙》,作品主人公杨渔隐就是晚年汪曾祺心灵的投影,精神的慰藉。     

湖上笠翁多雅趣

文人多雅趣,似乎自古就如此,魏晋名士中就有很多颇通雅趣的名人,如嵇康善奏琴,一曲《广陵散》终成绝唱;大书法家王羲之携友举办的“曲水流觞”,儒风雅韵,留传至今;陶渊明爱菊,王子猷好竹,和尚支道林喜养鹤,皆是千古佳话。及至北宋,苏东坡更是将文人的雅趣发挥到了极致,他诗词书画皆擅长,又好参禅悟道。     

试论魏晋时期的玄游

魏晋之时,已神学化的儒学越来越"不周世用"。人们开始抛弃儒家教义,放弃对外在功名利禄的追求而进入精神世界的探索。这一思想的变化反映在旅游文化上,则是从曹魏之际慷慨悲凉的羁旅征戍到魏晋之时旷达超逸的玄游的发展,并形成以玄游为主流的旅游风格。魏晋玄游起自三国魏末的"竹林七贤"。西晋末年向纵深方向发展。东晋政权建立后,玄游更加普遍,东晋玄游的主要代表人有孙绰、谢安、王羲之等。     

竹林玄学的演进轨迹

竹林玄学是魏晋玄学的一个重要阶段。因竹林名士先后存续于曹魏正始时期和西晋时期,其思想特性具有明显的跨阶段性。建立在调整名教与自然关系基础上的儒道关系,随着历史境遇的变迁和名士主体价值诉求的变化,呈现出"调和儒道"、"越儒任道"和"儒道为一"的螺旋上升的演进轨迹。     

阮籍和郁达夫

魏晋时期的阮籍和"五·四"时期的郁达夫都是放诞不羁的名士,而且二人在身世、家庭,以及所处的时代政治、社会思潮等方面非常相似。这些因素使二人既要在酒色的放浪形骸中表示对现实的反抗,又不能真正忘怀所谓的礼法道德。二人思想矛盾,人格扭曲,虽放诞于酒色,却都属于佯狂型。而同是佯狂,又存在细微差异。